词人通过对帝王欢娱享乐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帝王生活的种种丑态，将笼罩在帝王身上的世之尊崇的光环打翻在地，将其丑恶庸俗的嘴脸暴露无遗。
上片描写皇帝与嫔妃宴乐的情景。起首的“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两句，写金銮殿上灯光如昼，在影影绰绰的灯影之中，皇帝正在与一位嫔妃相戏。此二句用法巧妙，词人不去正面描写皇帝与嫔妃的狎昵状态，而是通过对宫殿里灯火辉煌的场景的描写，借说烛影下有“双龙”相戏来表现皇帝的淫佚。接下来的“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两句，写这位嫔妃极力地向皇帝劝酒，皇帝醉态已显，进酒的人口中还在高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由此可见，此处的“官家”是对皇帝的俗称。 “真个醉”三字，表明皇帝真的有了醉意，其中也暗示着皇帝对这位风流娇美的嫔妃的痴迷，隐约流露出词人对皇帝沉迷于酒色的嘲讽。
下片续写宴饮的欢娱。“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两句，写这位嫔妃又跳起了《伊州》旋舞，皇帝看得心花怒放，亲自为她重整头上斜斜欲坠的玉簪，对此妃的怜爱之情可见一斑。这位妃子劝君醉饮之后又献舞，可见其献媚邀宠功力之高深。结拍的“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二句，写皇帝被这位嫔妃哄得高兴了，宣其前往侍寝，而今夜此妃得幸侍君，六宫之中将有多少嫔妃会因失宠而怆然泪下。词人在此处笔锋一转，宕开一笔，开始为数千深锁宫中的女子的不幸命运而哀叹，既哀其羡慕这位嫔妃得幸侍君，又为她们年华虚度而叹惜不已。
这首词语气诙谐，充满了对封建帝王昏庸淫佚生活的嘲讽。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题目中的鲍浩然是作者的朋友，浙东是友人要去的地方。这首词分为两片，上片写友人回浙东去的山水行程，下片抒发作者对回归江南的友人的深情祝愿。
上片“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两句，暗含送别，以人的眼睛来比拟山水，把山水写的有情有义。水是眼波，也就是说眼中的泪水如波，横在眼里而没有流出，说明作者为将行的朋友着想，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即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不使之滴落而增加友人的伤感。山是眉峰，而此刻眉峰郁结着不少离愁别恨。一个“聚”字，用的十分有力，将作者心中的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句实际上是写作者对友人归途的远眺，作者的视线与友人归途的山水相连，目送着将要远行的友人。通过形象的比拟，传达出自己惜别的深情。
“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用问句拉出友人的行迹。在开头的两句，作者把山水合写，写出了友人归路如同郁结离愁的眉峰一般连绵起伏。由于归路的山重水复，友人便走进了作者的眉峰之中，也就是作者的视线里。这两句写诗人目送友人，友人走在作者深情送别的目光中，越走越远，身影越来越模糊，直至消逝。一路山水承载深厚的人情味，默默地替作者送走那远去的朋友。朋友在作者的眼中走远了，然而友情却深深存封于作者的心中。正是这深厚的情谊让作者安排山水来送自己的朋友。从而上片便形成一种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远去朋友的无限眷恋，和对朋友归途艰辛生活的深切挂念。
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正面写“送”，点出了别友人的时间：暮春。为“又送君归去”铺垫。作者有心惜春，然而留不住春天，春天最终不顾作者归至江南。这对作者来说，不能伴春而去的江南又正是春天回归的地方。这两句写得相当愁苦，一个“才”一个“又”，层层递进，作者的情感越来越深。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是作者在友人临行之际，从心底发出的深情祝愿。但愿友人追随春天的步伐回到江南，和春天同在。“千万”二字道尽了作者殷殷叮嘱之意。美好而真挚的祝愿，将作者那深沉的惜春之情、惜别之情尽在不言之中给读者一种含蓄的感觉。
上片含蓄地表达了词人与友人的惜别深情；下片则直抒胸臆，兼写离愁别绪和对友人的深情祝愿。词人用出人意料的想象把送春和送人联系在一起，用两个“送”字递进，深刻描写词人的离愁幽情。“才始送春归”写出才刚送别春天，心中还满怀着伤春之愁；“又送君归去”则再添了别恨，离愁更深。“若到江南”二句再发奇想，词人将心中沉痛之情暂时搁置，对友人送出美好祝福，叮嘱友人如能赶上江南春光，务必与春光同住。既饱含惜春之情，又寓之祝福之意。这个“春”既是反映鲜花如锦的春天季节，也喻指他与心上人生活在一起。这两句，一反送别词中惯常的悲悲切切，写得情意绵绵而又富有灵性。
有两点突出的成就值得注意：一是构思别致。词人把送春与送别交织在一起来写，充分表现出对友人的深情和对春天的留恋；二是比喻新颖。词人以眼波和眉峰来比喻浙东的山山水水，仿佛这位美人正期待着他的到来，贴切、自然，富有真情实感。这首词，轻松活泼，比喻巧妙，耐人寻味，几句俏皮话，新而不俗，雅而不谑。
这首词咏踏青，以工丽、尖新的笔触，从春日里天气的变化和姑娘们的踏青活动两方面入手来描绘春景，将两者和谐地组合成一幅风流楚楚、生意盎然的春景图。王观词内容单薄，境界狭小，不出传统格调，但构思新颖，造语佻丽，艺术上有他的特色。
起首两句打破了一般词中写春景的套路，另辟蹊径，写出了初春时节人们不大注意的自然景物的变化：雨变成酥，冰化为水。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有“天街小雨润如酥”之句，“如酥”正是早春之雨的特色，这里深入一步说“调雨为酥”，与“催冰做水”一起，突出春神主持造化的本领，把大自然的运行，用“东君分付”四字加以形象化。有了春水的滋润，大地将勃发出无限生机，百花争妍的日子定会来到。浓郁的春意，尽括在这三句之中，可以说是对“东君”的赞歌。这三句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前两句乃由后一句生发而出，在意思的顺序上，当是第三句在前，前两句在后，词人把它们倒置过来，先画龙而后点睛，更有摇曳生姿之妙。三句之后，接下去是“何人便将轻暖，点破付寒？”这个疑问句式表明已到付寒尽退、到轻暖的时候。这是何人主使的呢？当然仍是“东君”。这个疑问句式，既是为了铺叙的跌宕生姿，也是为了使人们对春天的到来，应向造福于人的“东君”表示深深的敬意。“结伴踏青去好，平头鞋子小双鸾。”写趁着轻暖的天气，姑娘们结伴而行，野外踏青。“平头鞋子小双鸾”正是词人别具匠心的地方，此处先把它提出来作为下文的伏笔。“烟郊外，望中秀色，如有无间。”化用王维《汉江临眺》诗中的名句，用来写踏青的姑娘们在野外所看到的迷迷蒙蒙的秀色。这样，不仅写出了阳春烟景，且可从“望中”二字体会到姑娘们愉悦的心情。
过片三句运用口语，生动地描绘出天气的变化，活泼而有意趣。贺裳在他所作的《皱水轩词筌》里提出了两个“个”字用得妙，颇有见地。而“饾饤”一词则用得更具神采，有了这个词，前两个“个”字的“弄姿”才显示出来。天气的阴晴无常，使得踏青的姑娘们的情绪起了变化，她们要赶快一揽春景之胜：“须教镂花拨柳，争要先看。”写出了她们看花觅柳的急切心情与行动，“镂”、“拨”两字用得很巧，仿佛可以听到她们清脆的笑声，看到她们轻盈的体态。她们只顾忘情地欢笑，“不道吴绫绣袜，香泥斜沁几行斑。”一不小心脚踏进泥淖里，浊浆溅涴了她们的罗袜，而前面写的“小双鸾”更是沾满污泥。无限珍惜的心情使她们笑容顿敛，双眉紧锁，“东风巧，尽收翠绿，吹在眉山。”“眉山”典出《西京杂记》谓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踏青姑娘们的蛾眉，本来是淡淡的，但眉头一皱，黛色集聚，好像大地上所有的翠绿全被灵巧的东风吹在上边。词人捕捉住踏青的姑娘们一瞬间的感情变化，用幽默、风趣的夸张手法，写出了她们有点尴尬的神情。
此词一反寻常春景词的套路，绕开和风煦日、庞柳娇花之类的意象，另辟蹊径，巧丽造境，在同类作品中别开生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