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中表现出诗人傲岸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嶙峋的风骨。首联写登上高楼，于云烟弥漫之中追怀历史、遥想古人，借古伤今，气氛凝重。中间两联回到现实，写眼前所见所闻，这两联视野开阔，人与物浑融无问。诗人把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寓于精炼的景物描写之中：颔联写霜后“争出”的峭拔山峰和凌霜盛开的菊花，表现出作者不畏政治风霜的嶙峋风骨；颈联则以“解带西风”的举止和暮色中挺立的青松，透射出自己从容面对政治风雨的那份潇洒和从容。尾联遥想冬日重游，气象恢宏，群山银妆素裹冰清玉洁之态，仍是以景物暗喻人品。诗写得神完气足，潇洒道劲，景物描写形象鲜明而意味深长。
作者登上此楼，站立楼头，纵目四望，滁州城外群山环绕，云雾从山中腾涌而出，将滁州城重重缭绕起来，使整座城池如在仙界一样。
李德裕对嵩洛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他是一代英才，功业赫然，却不幸遭遇朋党之祸，先是被贬滁州，最终客死海南。他在滁州时建造了这座楼，而且给它取名为怀嵩楼，就是为了表达对嵩洛的深深怀念。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在洛阳做官，常与朋友们畅游嵩洛一带名山大川。后来他也常常想起这段壮游，对嵩洛怀有极深的感情。造化弄人啊，没想到两百年之后，命运把他与李德裕联系在了一起，二人命运遭际竟然如此相似。他也被人指控与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也被贬滁州。此时此刻，在这怀嵩楼上，引发了他怀人追往的感慨。
从内容看，首联写滁州城云遮雾绕，虽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重重的云烟却也叫人艰于呼吸。“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不禁感慨万端。感慨之后，不由想起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和命运的李德裕。
颔联写得最妙，秋风瑟瑟，“无边落木萧萧下”，可群山却争相露峥嵘，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谁也扼杀不了的。面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野菊花，即使没有陶渊明那样闲情逸致，不妨对菊举杯，来个“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颈联写诗人面对凛冽的西风，解带披襟而笑纳之；耳闻悲鸣的画角，却无“城上斜阳画角哀”之凄凉。红日西坠，倚着栏杆，“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诗人突然吟起沈约的《寒松》：“梢耸振寒声，青葱标募色。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
尾联和林逋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出于同一机杼，但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秋风秋雨愁杀人”，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数九寒冬也吓不倒，诗人还要邀上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再来怀嵩楼，看“积雪浮云端”，看“琼树似新裁”，这才叫做“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从艺术特点看，这首诗的好处，不止境界高远，风格遒上；即以写景而论，同样是自然流畅而又层次分明的。全诗以“感”宇入题，以“兴”字结穴。“云烟”是俯瞰负郭之景，“霜林”是平视远处之景；“野菊”写楼下景物，“解带西风”写楼上风光。“斜日青松”是“倚栏”所见；踏雪看山是登临所想。前六句写所见所感，是实写；后两句设想来朝风物，是虚写。摄景的角度不断变换，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实有虚，描绘了开阔深远的画面，画幅中凝聚着傲岸昂扬的精神。陆游与欧阳修一样，有似火肝肠，如山意志。
文章首先解释命名的具体原因：一是斋广一室，深七室，其形似舟；二是斋中数室各具特色，或深奥温暖，如同船舱，或虚空四壁，如窗外两舷，处于室中，犹如在舟；三是斋之左右风景如画，花木山石分别两侧，斋置于其中，好似一舟行于山林相间的江水之中。同时，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画舫斋的结构特点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富有特色的建筑和山石花木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接着顺应画舫之名，转而言舟，作者先从《周易》说起，用渡河比喻处境危难，用船来摆渡，比喻自己从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从汴水出发，渡淮河，沿长江上溯历尽艰险。人生旅途也需要有船来作为战胜艰难险阻的工具，现在我却忘记了困难和险阻，还用船来给房间起名，难道我果真喜爱船上的生活吗？作者觉得这种在江湖之上享受战胜大风大浪的快乐，也是人生的一大趣事。进而又云：我听说有的古人为逃避世事远远来到江湖上面，终身不肯回头，这里一定有某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贪求财利，不是因为有罪或身不由己，那么，一帆风顺，水波平静，心情平缓地躺在枕席之上，一天便可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样乘船难道不快乐吗？作者谈这两种“乐”，都不是现实中的“乐”，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而现实中的“江湖”和“舟之行”，带给他的都是一种不幸和痛苦。作者以舟名斋，用“画舫斋”这个饱含深意的词来时时警醒自己，即现在虽然列官朝廷，享受优厚待遇，但要居安思危。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请朋友蔡君谟题词，白抒胸臆，宣泄他内心的积郁。
作者抓住以舟名斋这个中心主题，反复发挥，追忆自己的经历，联想古代的隐士，逐层递进转折，层层加以剖析，既简明又深婉地抒写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全文情景交融，饱含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豁达开朗的情怀，及其居安思危的思想。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
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全诗可以分为三大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这是全诗的一个“总帽”，它点名了题目中“感事”的内容是“幽忧”，是与友人分别是的相思之苦，这让欧阳修感受到人生在世“知乐多悲患”——这也就是本片的写作缘由。
从“每忆知年事”到“展簟绿阴前”这七十六句属于第二大段。这一段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欧阳修在这一部分中回忆过去，写了一年前青年朋友们相聚的时候的无穷乐事，以此回应第一段中“知乐多悲患”这句中的“乐”字。这一大段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开头，作者写与朋友们初识初聚的经过，以及癫狂落魄的情景；其次，作者回忆了对每一位朋友的印象；第三，作者写与朋友探幽访胜时的乐趣；第四，作者写歌舞宴乐的欢快场面。如此层层铺叙，步步推进，作者将西京留守府的青年才子们的赏心乐事渲染得淋漓尽致。在这一段中，诗人欧阳修有意以乐景衬托哀情——极力渲染往昔的“相聚”时的快乐，正是为了反衬而今的“相离”的悲伤。
第三大段从“乐事不可及”到全诗结束，共有十四句。诗人欧阳修写“酣歌变为叹”，以抒发朋友离散后自己的苦闷心情。这种心情就如同作者在为洛阳之会的另一位友人张先所写的《张子野墓志铭》中所说的：“知世之贤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难为可惜也。”
这首诗是一首以叙事为主，写景抒情，并兼带议论的长诗。该诗描绘了宋仁宗时期一批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的青年文学家的群体形象，展示了那一时期文人荟萃的历史生活画卷，对后人了解当时文化特征和文坛风气有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