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
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
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
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
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
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
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
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此诗描绘了望湖楼的美丽雨景。才思敏捷的诗人用诗句捕捉到西子湖这一番别具风味的“即兴表演”，绘成一幅“西湖骤雨图”。乌云骤聚，大雨突降，倾刻又雨过天晴，水天一色。又是山，又是水，又是船，这就突出了泛舟西湖的特点。其次，作者用“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人以很强的质感。再次，用“翻墨”写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点飞溅的情态，以动词前移的句式使比喻运用得灵活生动却不露痕迹。而“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两句又把天气由骤雨到晴朗前转变之快描绘得令人心清气爽，眼前陡然一亮，境界大开。
诗人将一场变幻的风雨写得十分生动。他那时是坐在船上。船正好划到望湖楼下，忽见远处天上涌起来一片黑云，就像泼翻了一盆墨汁，半边天空霎时昏暗。这片黑云不偏不倚，直向湖上奔来，一眨眼间，便泼下一场倾盆大雨。只见湖面上溅起无数水花，那雨点足有黄豆大小，纷纷打到船上来，就像天老爷把千万颗珍珠一齐撒下，船篷船板，全是一片乒乒乓乓的声响。船上有人吓慌了，嚷着要靠岸。可是诗人朝远处一看，却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过眼云雨，转眼就收场了。远处的群山依然映着阳光，全无半点雨意。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这片黑云，顺着风势吹来，也顺着风势移去。还不到半盏茶工夫，雨过天晴，依旧是一片平静。水映着天，天照着水，碧波如镜，又是一派温柔明媚的风光。
诗人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抓住几个要点，把一场忽然而来又忽然而去的骤雨，写得非常鲜明，富于情趣，颇见功夫。诗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说明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
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句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这二十八个字，随笔挥洒，信手拈来，显示出作者功力的深厚，只是在表面上不着痕迹罢了。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此词在对大自然美景的赞叹中，寄寓了因缘自适、看透名利、归真返朴的人生态度，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浩叹。
上阕头六句描写清澈宁静的江水之美：一叶小舟，荡着双桨，像惊飞的鸿雁一样，飞快地掠过水面。天空碧蓝，水色清明，山色天光，尽入江水，波平如镜。水中游鱼，清晰可数，不时跃出明镜般的水面；水边沙洲，白鹭点点，悠闲自得。词人用简练的笔墨，动静结合、点面兼顾地描绘出生机盎然的江面风光，体现出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
接下来“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三句，节奏轻快。沙溪，是白天之溪，清澈而见沙底；霜溪，是清晓之溪，清冷而有霜意；月溪，乃是月下之溪，是明亮的水晶世界。词人用蒙太奇手法，剪接了三个不同时辰的舟行之景。既写出了船之行程，也创造出清寒凄美的意境，由此引出一股人生的况味，为下片抒写人生感慨作了铺垫。
词的下阕，作者首先由写江水之清明转写夹岸的奇山异景——“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两岸连山，往纵深看则重重叠叠，如画景；从横列看则曲曲折折，如屏风。词写水则特详，写山则至简，章法变化，体现了在江上舟中观察景物近则精细远则粗略的特点。
“算当年，虚老严陵。”东汉初年的严子陵，隐居不仕，垂钓富春江上。昔人多说严光垂钓实是“钓名”，东坡在此，也笑严光当年白白在此终老，不曾真正领略到山水佳处。“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表达出浮生若梦的感慨：皇帝和隐士，而今也已如梦一般消失，只留下空名而已。那么真正能永恒留传的实体是什么呢？“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只有远山连绵，重峦叠嶂；山间白云，缭绕变形；晓山晨曦，青翠欲滴。意思是说，只有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只有大自然之美才是永恒的。这是苏轼的一贯思想，正如他在《前赤壁赋》中所感叹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下半阕以山起，以山结，中间插入议论感慨，而以“虚老”粘上文，“但”字转下意，衔接自然。结尾用一“但”字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三个跳跃的短句，又与上半阕“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遥相呼应。前面写水，后面写山，异曲同工，以景结情。人生的感慨，历史的沉思，都融化在一片流动闪烁、如诗如画的水光山色之中，隽永含蓄，韵味无穷。
从这首词可以看出，苏轼因与朝廷掌权者意见不合，而贬谪杭州任通判期间，尽管仕途不顺，却仍然生活得轻松闲适。他好佛老而不溺于佛老，看透生活而不厌倦生活，善于将沉重的荣辱得失化为过眼云烟，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安慰。词中那生意盎然、活泼清灵的景色中，融注着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哲理思考。
苏东坡经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有的评论家便批评苏东坡消极、悲观，但人们仍然爱苏词。人们从苏词中得到的，不是灰色的颓唐，而是绿色的欢欣，是诗情画意的美感享受。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晚年，属悲秋之作。上片写景抒情，下片叙事议论。
上片写景抒情，将秋风拟人与人对话，写词人面对萧瑟秋景，衰容剧增。悲秋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历史悠久的传统主题，“霜风”就渲染出秋日的萧瑟氛围，奠定了全词悲凉哀怨的基调；尽管词人不愿意让人看出内心的痛苦，但“衰容”遮掩不住其因政治上的挫折而带来的郁结。接着以问句的形式写出词人有冤无处诉的忧郁愤激，“醉、病、慵”高度概括出了词人生活的无聊和苦闷，显示出对社会和人事的完全绝望。
下片叙事议论，写词人早上醒来，来得庭院，感叹时光易逝，来日无多，而当时处境，只能让他将世间万桩事付与千钟美酒，任凭酒花雪白，眼花缭乱，烛花火红。光阴似箭，强烈地表现出词作的感伤之情；酒醉、眼乱、烛红，充分写出了词人狂放不羁的醉态。
此词上下片采用对称结构，但时序上却有“昨夜”与“今朝”的先后承递关系。词中描述了两幅衰容，一是霜风昨夜入梧桐、今朝来庭下的萧瑟冷落；一是词人病后意慵懒、酒后眼花乱的潦倒颓放。
全词融悲自然之秋、悲生命之秋和悲心境之秋为一体，风格悲凉凄婉，情感沉郁缠绵，富有感染力。它硬语盘空，借秋日病愈，抒发了官场坎坷、世路沧桑的感叹，流露出风烛残年的悲伤。
作者一生多舛，几遭贬谪。这时，曾经骄傲的才子，回望一生漂泊，秋风中过往的淡然、坚定、洒脱似一一看穿。这时的他褪去了才子的傲然，伤得真切。全词悲切中又有作者一如既往的旷达，也表达了作者对坎坷一生的无谓态度，在伤感中放任心性的情感，哀而不伤。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