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词牌名《向板仓》的板仓是指杨开慧的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现为开慧乡）板仓冲。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就是诞生于此地的杨家老屋。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奉党的指示赴湘赣边界组织秋收暴动，也是在此与杨开慧告别。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更是在此被湖南反动军阀何键缉捕入狱。板仓冲位于长沙市东北约65公里，现为杨开慧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包括杨开慧故居及杨开慧烈士陵园。
其次，该词首句“霞光”以诗词比兴手法暗藏杨开慧号。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其父杨昌济为三湘大地的知名学者，早年曾赴日本、欧洲留学，学成归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18年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1920年11月17日不幸病逝于北京。
杨开慧虽为女儿之身，由于家庭的背景，接触了不少先进思想，结识了许多优秀青年，毛泽东就是她于1914年在湖南家中相识的进步青年之一。杨开慧在这种开明家庭的熏染下，从小就养成了高傲、正直、温柔、善良的优良品性，并喜吟诗作赋，具有较高的文学天赋。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杨开慧于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湖南省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据资料显示，早在1919年，处于热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往来书信中就以“霞”“润”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湖南的毛、杨两家亲戚数次提到杨开慧时，也是以“霞姐”“霞姑”称谓。
最后，词中“奈何此身百莫赎”一句与毛泽东致杨开益信中“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相符，可互为印证。据文献记载，杨开慧壮烈牺牲时，毛泽东正在江西境内组织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恸欲绝，写信给杨开慧堂哥杨开益，信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并附亲自拟就的碑文“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及立碑费用30块大洋，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设法转板仓杨家。
杨开慧的牺牲，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通过这首从未面世的《蝶恋花·向板仓》词可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岸英与父亲毛泽东谈及母亲在狱中的最后时光，认为妈妈被捕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妈妈希望他记住狱中发生的一切，如能出去好告诉爸爸。毛泽东听后顿时热泪盈眶，高度赞扬杨开慧能毅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3个年幼的儿子，大义凛然奔赴刑场，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1957年2月7日，杨开慧生前好友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自己于1933年夏所填思念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同时询问柳直荀的消息，且希望毛泽东能将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词抄录后相赠。毛泽东于5月11日复信李淑一，告知柳直荀已光荣牺牲，并写道：“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1958年1月1日《蝶恋花·游仙》（正式发表改词名为《赠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发表，国内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注家蜂起，民间争诵。毛泽东在这首词里，再一次娴熟运用诗词写作的比兴手法，将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的姓巧妙比作轻飏直上的杨柳花，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其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
据说杨昌济生前的挚友、毛泽东早年的恩师章士钊读过该词后，点头赞许，但有一处困惑，即一般赞美女子取“娇”字而非“骄”字。章士钊曾当面请毛泽东解惑，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充满激情答疑：“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读罢《蝶恋花·向板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丈夫报国而丧其妻，焉能不恸？”
这首词应该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品之一，首先，该词基本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今人所指的“诗词”，其实是古人的歌曲，是古人借以抒发情感的工具，或婉约，或豪放，内容不同则选用的词牌不同。何谓“词”的上佳之作？应该是词牌、内容与音律的完美结合。《蝶恋花·向板仓》做到了这一点。先说词牌，《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黄金缕》等，古人用这种词牌一般抒写缠绵的情感或忧愁的心境。毛泽东用这种词牌抒发惊闻爱妻杨开慧牺牲噩耗的心情，联想到5个月前用这种词牌描写奉命率部向长沙的进军（不排除隐含思念夫人杨开慧及毛岸英等3个幼子的衷情），27年后再用这种词牌缅怀夫人杨开慧及战友柳直荀，毛泽东一生中3次选《蝶恋花》词牌抒发情感，不能仅说成是一种巧合。
再看内容，笔者试用现代汉语译白：“你的牺牲使我感到多么凄凉悲楚，这比万箭穿心还要痛苦。我愿意去死100次换回你的生命可惜不现实，只有等我赴九泉后再当面感谢你对我的恩爱和帮助。凛冽的寒风侵蚀肌骨我竟知觉毫无，因为此生受到的折磨和煎熬只有默默地藏在心底却无法向战友和同志们倾吐。我恸哭悲歌的哀音将化成急促的鼓点，战鼓催我再次拿起刀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你复仇。”
读完该词，我们应该感到毛泽东此时情意缠绵足令草木含悲，文辞凄美更让山河垂泪。还有音律，可以说，该词格律规范，押韵标准，相比《蝶恋花·答李淑一》更趋完美。因为《答李淑一》下阕的“舞”“虎”“雨”3个韵脚与上阙的“柳”“九”“有”“酒”四个韵脚不同韵，毛泽东曾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向板仓》初读似乎尾句的“仇”与其他韵脚不同，其实那只是我们用普通话诵读的语音差异，当我们用湘方言中的韶山方音来朗诵这首词时，“仇”与“楚”“苦”“骨”“吐”等韵脚皆同。读者有兴趣，可试之，只能用韶山方音，用湘潭方音或长沙方音都稍逊之。
其次，该词多处用典凸显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底蕴。诗人赋诗填词都喜引经据典，但只有诗词大家用典才能做到如行云流水，不留痕迹。毛泽东是大家，他做到了这一点。该词中多处用典，亦信手拈来，常人较难觉察。例如：“凄楚”，源自《梁书·张缅传》“在客行而多思，独伤魂而凄楚”；“侵蚀”，源自南宋诗人陆游《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诗句“至宝不侵蚀，终亦老侍从”；“愧谢”，源自《宋书·谢晦传》“晦至江陵，无它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悲歌”，源自《乐府诗集·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更起”，源自南宋爱国主义诗人张孝祥著名词作《念奴娇·风帆更起》首句“风帆更起，望一天秋色，离愁无数”。张孝祥在此词中倾吐与恩爱夫人分离时的哀怨愁恨，可谓柔肠百转，如泣如诉。
最后，该词偏于婉约，不废豪放。毛泽东曾说过：“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确如此，纵观毛泽东一生创作的数十首诗词中，豪放风格的占大多数，这成为他诗词创作的主流趋势。但他精心创作的几首婉约风格的词也不可小觑，包括这首《蝶恋花·向板仓》，可谓独领词坛风骚，同样成就了他近代词坛坛主的地位。
这是一首婉约词，但与其他婉约词略有区别，即婉约中不失豪放，这在毛泽东词作中少见。此词尾句就是例证。毛泽东一生中最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就是斗争性，在他83年的有限生命中，他始终作为一名战士在斗争。敌人搜捕、拷打、杀害杨开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摧毁毛泽东的意志。但敌人错了，因为他们只晓得毛泽东是一介布衣书生，而忘记了毛泽东更是一名不屈的战士。杨开慧的牺牲，只能激发毛泽东的斗志，为爱妻复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这是此词的精华，也是临战之前的誓言，更是毛泽东鲜明个性的艺术再现。
第一首以20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上“围剿”和反“围剿”这一充满刀光血影的尖锐斗争场景为背景，反衬出鲁迅先生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气概。称颂鲁迅先生在阴森恐怖的环境里，毫无畏惧地以笔作刀枪，与敌人鏖战。
第二首从精神文化渊源上发掘鲁迅先生与他家乡历史上爱国诗人陆游、秋瑾一脉相承的关系，赞颂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使鲁迅精神得以升华。
《七绝二首》第一首的起句盛赞鲁迅的广阔襟怀，远见卓识，以及坚如磐石的原则立场。大气包举，笼罩全篇。次句承转。“刀光剑影”一词形象地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的严酷。“任翔旋”生动描写了鲁迅在文化“围剿”下英勇无畏、机动灵活的战斗英姿。鲁迅后期娴熟地掌握了辩证法，不但高瞻远瞩，爱憎分明，而且巧妙地运用了“钻网战术”、“壕堑战术”，使一时其势汹汹的文氓、文探、文化刽子手们终于一败涂地。鲁迅在反文化“围剿”战役中建树的不朽功勋，鲁迅后期杂文所取得的辉煌思想艺术成就，都是辩证法的胜利。第三句宕开一层，具体点出了轰动中外文坛的左联五烈士遇难事件，内容由虚而实。“龙华喋血”，系指国民党政府于1931年2月7日秘密杀害二十余位革命志士（其中包括左联五烈士）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现已查明，这批革命者是在集会抵制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而分头被捕的。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使鲁迅经历了继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又一次巨大震动。他因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而彻夜不眠。先前，鲁迅阅读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一书的“地狱篇”，曾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目睹革命者淤积的凝血，鲁迅感到但丁还是仁厚的：“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末句统摄全诗。一个“犹”字，突出了鲁迅在黑暗暴力的进袭面前不避风险，挺然屹立，顽强抗争的韧的战斗精神。“小诗”，指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亦称《无题》或《悼柔石诗》）。这首诗慷慨悲怆，气壮情真，表达了鲁迅“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坚强斗志。毛泽东爱读鲁迅诗，尤欣赏鲁迅那些激情澎湃、笔挟风雷的诗句，并常予援引，用以教育党内外同志。毛泽东显然对鲁迅的这首千古绝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并把这首诗视为体现鲁迅革命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七绝二首》第二首虽然字面上未提鲁迅，但却深刻揭示了鲁迅赖以植根、成长的文化沃土和给鲁迅以丰富精神滋养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与第一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七绝之二的首句，寓情于景，由物及人，景、情、人融为一体。“鉴湖”“越台”是鲁迅故乡浙江绍兴的代表性景物，象征着萌生于于越部族时代的源远流长的吴越文化。“名士”一词在这里泛指在中国历史上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作出过不同贡献的仁人志士。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写道：“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意思与此相同。在绍兴辈出的“名士”中，鲁迅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七绝之二次句的“忧忡”，即忧心忡忡，形容绍兴历代先贤具有为国为民忧虑不安并舍身相报的美德。“痛断肠”，形容这些优秀人物在国运艰难、危机四伏的年代痛心疾首，力挽狂澜于既倒。从“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到临刑前以“秋风秋雨愁煞人”为唯一供词的反清志士、鉴湖女侠秋瑾，就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他们的优秀诗作，连同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年代制作的小诗，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中国诗歌宝库的珍品，全都融入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血脉。
毛泽东《七绝二首》遣词造句都是从内容出发，随意挥写，有的诗句并不完全为格律所拘。全诗风格雄浑，气势挺拔，充满阳刚之美。诗中的议论与形象相结合，与史实相结合，运用了一些并不生僻的典故，增强了作品的概括力，激起了读者的无尽联想。毛泽东这两首七绝的成功，既取决于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又取决于他对鲁迅作品和精神的深刻理解。他虽然运用的是旧体诗的形式，但描写的是新的人物，渗透的是新的感情，闪耀着的是时代精神的光芒。鲁迅《七绝·赠人二首》中有“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之句。毛泽东《七绝二首》中诗句，音量之宏，音力之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