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刘宏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十分厉害。中平六年(189年)八月，灵帝新死不久，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等人密谋杀宦官夺权，不料何进反为宦官张让、段珪等所杀，虎贲中郎将、袁绍的弟弟袁术带兵烧东、西宫。张让、段珪等人在混乱中挟持17岁的小皇帝少帝和7岁的陈留王(即后来的汉献帝)先逃往北宫德阳殿，在袁绍等人的进攻下，又逃往小平津(在今巩县西北)的北邙山。尚书卢植、前将军董卓等人得知后，先后率领人马赶到北邙山前迎驾。张、段等人有的被杀，有的投水而死，两个小皇帝则狼狈夜逃，先躲到一架农民的车上，天亮时被发现接入宫中。没几天，只当了五个月皇帝的刘辩就被董卓废为弘农王，而让刘协当了皇帝，实际上董卓操纵了军政大权。
这首童谣就是这样一次宫廷政变的反映。它以简短的词句，描写了当时小皇帝的狼狈情景以及君臣上下混乱不堪的局面。在这里，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过是权臣们追逐的一种猎物而已，他们出动千乘万骑，不过是为了把这个猎物抓到手，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首童谣。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保护生态的文章。文章强调利用开而大自然要顺时有度、适可而止。这样大自然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供给人类。绝对不可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无度、违时地开而。全文情节虽简，却极尽起伏变化之妙；事情虽小，却蕴含深刻的道理。
古往今来，为人臣子的为匡救君主过失，敢于冒犯君威直言劝谏者不乏其人，但像里革那样，对宣公夏滥泗渊的做法，直接采取“断罟”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加以否定的，却不多见。所幸的是他不但未遭到宣公的任何责难或处分，反而还受到了褒扬。这实在得归功于里革借古讽今来巧妙开导宣公的一番谏词。
这篇谏词的主要内容就是详细介绍了古人对捕鱼猎兽原则的规定，强调不管是捕捞还是狩猎都应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或取或蓄，必须有利于“助宣气”“助生阜”“蓄功用”“蕃庶物”，因此要避开鸟兽、水禽的孕娠成长期，严格遵守相关原则，使它们能够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所谓的托言古训，其实是直接指出宣公夏滥之非时，是贪得无厌的行为。古今鲜明的对比以及显而易见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宣公听后深受启而，立刻觉醒认错，诚恳地接受了里革的意见。而良臣匡君，贤主纳谏，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值得注意的是，里革所论的“古之训”，比起后来孟子所讲的“数罟不入海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更显得完备而具体。里革可谓是古代中国那些最早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典型代表了。直到今天这些主张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古人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视，以及那一整套传袭下来的规则，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光辉侧面，更值得今人借鉴。
此外，此篇的结尾也颇为巧妙，当写到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后，令人将断罟收藏起来作为鉴戒时，却冒出一个师存来锦上添花：“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如此一下子就把主题升华到了纳谏不如用贤上来，不能不说这是本文的另一大亮点。
而且这篇文章叙次井然，有宾有主，行文整饬中杂参差。极具错综变化之妙。又善用意外之笔，如开头写里革断罟，陡然惊人；当写到宣公诚恳纳谏时，又变惊为喜，颇带戏剧性。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2、寇准宽厚
3、张咏足智多谋，敢于指出别人的缺点与不足，说话注意方式，不会正面指出其不妥之处，语气委婉得体。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