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这是一篇一篇讽刺小品。题材与内容都很通俗,以七句连用七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对吹牛撒谎者进行了嘲讽,用归谬的手法,让说谎者自我独白,自我暴露,惟妙惟肖。全曲曲辞朴素,幽默诙谐,使人忍俊不禁,充分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东村里鸡生凤。”起唱一句,便令人发笑。鸡与凤虽说皆为禽类,鸡生风却是绝不可能。然而语气却那么肯定,东村里是地点,鸡生下了凤是事实,说得几乎真了。以绝对肯定的语言,说子虚乌有之事情,抓住一点似是而非之处捏造出瞒天过海之谎言,这正是天下一切说谎人的惯伎。此句东村里三字之口吻,已透露出曲中主人公之形象,为一村夫。以下句句亦皆出于同一口吻。“南庄上马变牛。”在说谎人口中,真是无奇不有,南庄上的马也变成了牛。这仍然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说绝不可能之事,令人好笑以上二句,是以乡村中常见的家禽与家畜作为说谎的材料。
下面五句,则是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衣食住行作其说谎的材料。“六月里裹皮裘。”六月里天气最热谁也不会穿上皮裘,可是在说谎人口中,不但是穿了,而且是紧紧地裹上了皮裘。“裹”字,真是活灵活现。“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瓦垄即房顶上的瓦楞,瓦垄上不可能栽树。然而在他口中,不但能栽,而且宜栽!阳沟是旧时房檐下的浅沟,多用砖砌成,以便雨天排水,不可能放得下船,更不用说什么行舟了。然而他偏说好驾舟。谎言愈说愈玄,愈说愈大。这正是说谎的规律。“瓮来的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瓮来的”即在瓮中作熟拿出来的意思。大肉指猪肉,今西北方言犹有此语。大肉馒头即猪肉馅包子。大肉馒头只有蒸出来的,没有瓮出来的,只有酒才是瓮(酿)出来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令人捧腹。茄子是最常见的一种蔬菜。茄子再大,也不会大如斗。然而他说得更肯定了。“俺家的”三字,尤其有趣,前诸谎言或可为听人所说,“俺家的”却是亲眼所见,亲手所种了,且别家无我家有,无以对证,这又是吹牛说谎的杀手铜,然惟其一来,前面的谎言都出自此公所造,便不待言。说谎人的形象因此而愈加具体生动。
这篇讽刺小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说谎人的口吻构成全曲,而不加丝毫评判或叙述。这样便逼真、生动地凸现出说谎人的声口、性格。二是说谎人的谎言全部取材于农村生活常见现象,说者煞有介事,听者洞若观火。其实,这样的谎言一闻而知是假,根本起不到谎言的作用,作者在此只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其明了的事实,来揭穿谎言的实质罢了。
元散曲中讽刺作品很多。此曲不过是调侃游戏之作,逗人一笑而已:很难说有何深旨大义,然而却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