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七年(1668)春末夏初，陈维崧结束“如皋八载”的依人生涯，怀着“我生万事都茫茫”(《短歌别骥沙诸子四首》)的迷惘心绪，经泰州取道苏北远走燕赵。他的同里好友任元祥的《鸣鹤堂文集》四中有篇《陈其年戊己诗序》，简明地记述了陈维崧这次北游的足迹：“戊申己酉，由齐鲁抵燕赵，更历宋、卫、陈、许，暨洛阳、虎牢而归。览京都之盛，吊梁园之墟，感慨激发……”他的中州之游是在从北京返回途中。因为河南商丘侯家本是世交，四弟陈宗石正赘于侯方域家为婿，所以陈维崧在年底隆冬之际，窄袖轻衫以侯家为居停处，一下住过了年。趁这机会，他漫游了洛阳、开封等地，登山临水，访古吊今，写下了大量作品，其诗风词风也在这一时期益发转为悲慨苍凉，激越雄放。《满江红》“汴京怀古”十首即为此时所作，这首咏樊楼词是其中第八首。
“汴京怀古”十首顾名思义是怀古，然而古代词人们怀古大抵是为了伤今，而河南商丘地区以及整个中州之域所刚刚经历的山谷陵夷、兵祸剧变正是触目犹在，记忆正新。加之开封为赵宋王朝的“京城”，北宋“靖康之耻”中的沦亡和南宋“却把杭州作汴州”的宴安鸩毒、骄奢淫逸，这500年前的古典与30年前的甲申、乙酉之间的今典实在大有共同之处，崇祯覆亡后的南京弘光朝的行为与当年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更是相像得如出一辙。所以，面对“梁园之墟”，陈维崧神思驰骋，感伤之余又悲慨无已，“樊楼”一阕尤见集中地抨击南明弘光政权，极写种种繁华及穷奢极侈，更反跌出结篇处的冷峻的讥刺。此词的表现形态上更多是运用赋的铺陈手法，但其笔下所极尽刻写的“樊楼”事实已成废墟遗址而已，故而究其实际来说只是词人浮想联翩的虚拟之辞，目的全为展现后面的慨喟之论的实。
开首二句中“缥缈”二字必须细察，这是与实写式的赋的差别分野处。缥缈者，隐约之辞也，隐隐约约，若有似无。樊楼高三层，在当年自有缥缈云端之美，然而词中“缥缈”之写，在点出当年此楼高耸状的同时，更为置以下各句于想象中，诸如“彤窗绣柱”的朱彩纷呈，“州桥夜市”的汴河游女，什么岁时风物(“节物”)，什么“文武箫鼓”，无非词人想像之境，直至“堕钗落花”，煮猩唇于西务，奏鸾笙于南内，“新妆炫服”的师师、举举，一切原是“缥缈”中的景象人物，是词人回旋心潮中的历史返顾。
上片中“双堕钗斗起落花风，飘红雨”是对照“汴河游女”之句，极写汴京夜市的繁华。“游女”形象是宴游典型之笔，在封建时代，游女如云，则可以想像倾城狂欢。“有多少”夜市游女呢？陈维崧取一组意象来表示： 多得相互拥挤，凤簪玉钗伴随着香汁粉雨而飘堕，堕下的钗簪及鬓发插花多得如风旋红雨! 可见当年州桥夜市上游女之多，汴京之盛。由此可知，说“以舞罢花残，暗点北宋之亡，引起后片”是误解，是臆测之说。
事实上，下片换头处的“西务”酒衙席上的“猩唇”珍肴，南瓦内的美妙乐曲等的描述，以及李师师、郑举举一流的名妓的烘托，仍然是国未亡、京师未破的渲染，何尝有“暗点北宋之亡”的词意在? 词毕竟不是散文之作，即使有讽喻、议论，韵文自有特点。它可以在上下文之间不必句句承延排列，倒是往往留出空间去予人阅读时补充、再创造。此词到“师师举举”处束住了上文的“缥缈”中的穷奢极侈之写。“风月不须愁变换，江山到处堪歌舞”，用七字对句概括着史实而兼发其议论。
前一句承托住前面“州桥夜市”的“一统京华”景色，“不须”一转，冷峭地抨击徽、钦二宗，在“风月”生涯中麻木不仁，竟置危亡之势而“不须愁”;后一句轻巧地指向南宋的高宗以次诸帝，尽管只剩半壁河山，朝不保夕，依然过着“到处堪歌舞”的醉生梦死的日子。正是从这意义上体味词句，《白雨斋词话》才说是“后四语悲愤之词，偏出以热闹之笔，反言以讥之也”。应该说，晚清这位词论家是很能读词的，准确地把握了陈维崧的词心。
正是这样，紧接着“到处堪歌舞”而来的结句，是揪出秦桧(死后追赠“申王”)作为祸魁鞭挞，笞的是秦桧，暗中指骂的是蛊惑福王、百般导以荒淫以达到弄权的马士英、阮大铖。马、阮等是明亡时期南都的权奸大臣，擅威作福迫害清流，为“阉党”张目，陈维崧之父陈贞慧曾几乎被害死狱中，而吴次尾以及一大批弘光时期的正直将相，都先后遭害。陈维崧对此悲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愤怨也是必然的。他对南北宋史事如此地大动感情，完全是为了伤今，是为了近世的一段悲剧性历史。但这一切都是暗寓在词的背面，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并无一语直接的指对。这种“皮里阳秋”的咏史之作，应该承认其高妙处。在词的句式组合、章法结构上，陈维崧也打破了词牌分片即分段的常规格式，从上片一直到下片的“师师举举”，一气贯下，成为一段。末四句内涵两个层次合为一段，结构成参差错落的语势，无板实呆滞的弊病。而前后二段篇幅落差一大，也使结束处分外含蓄。精心结撰却自然而不雕琢，足见陈维崧才气之大。前人常从艺术偏见出发，嫌弃《湖海楼词》为粗率，此等作品何曾粗直简率？ 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