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
这首诗紧扣夜中小雨,以愁情贯穿全诗,它以夜长喻愁长,以小雨反衬愁浓,以雨停反衬愁深,结尾以“颠倒匡床嚣作结,把诗人的愁情推到高潮。诗不仅构思精巧,抒情亦有独特之处,情境交织,情随境移,寓情于朴实的语盲之中。
开头两句,点明雨夜,顿入愁境。短更长更,愁絮绵绵,更由短渐长,表明诗人孤愁萦怀,难以入眠已经多时了。三点两点,雨声零落,雨点由三到两,可见雨声愈来愈疏。三点两点的雨声,只有在更深夜静之时,不眠之人,才能听得见。入夜容易使人思绪万端,牵动愁肠,淅淅沥沥的雨声更使人愁上添愁,不堪其苦。第三句则把抽象的愁思具体化,说雨声不似愁思那样难断,正面说雨声,其实意落反面,侧写了愁思比雨声细密绵长,这比直接描写更富有表现力,使愁思具体可感,更深刻生动,此所谓“诗有正写不出,须用反击始透者”。如此绵密不绝的愁思,直教诗人无计可除,辗转反侧,不能安席。这时,月入窗棂,清冷幽绝的月光照着不眠的诗人,结语余音袅袅,回味不尽。
主题
婴宁是蒲松龄着意渲染的宁馨儿。仿佛笑神似地,以欢乐的笑对待惨淡的人世,以咤咤叱叱应付世俗的纷纭。这不仅是对于美的颂歌,也当然地是对于“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社会的否定。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出嫁于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讼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她独居幽谷,披萝带荔,仍然拂不去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尘埃,不得不罩上“笑”的面纱,这可见社会摧残人性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多么强大。
婴宁不仅是位天真可爱的少女,更是一位孝女,更是一位想能以女代男完成母愿的奇女子。婴宁对丈夫的哽咽陈词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式震撼人心的内心独白。婴宁身为狐仙之女,却生受父母的遗弃,长承山村雨露,完全是底层农民的凄苦无靠生涯。鬼母收留,正是相濡以沫的农民同情心的表现。正是这一点孝情,成为婴宁一切言行的指南。应指出,婴宁生于幽谷,实是农民的儿女,她的报恩孝道不是封建士大夫所提倡的“忠孝不能两全”忠高于孝的孝道,而是农民的“养儿防老”理想的孝道。农民身处穷僻尤其重视劳力,婴宁想以弱女代男的理想正是当时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理想的体现,也正是对当时农村中迫于生计溺弃女婴的批判。
表层的喜剧色彩和内在的悲剧情味,使这篇短篇小说跨在了喜剧与悲剧的边缘,成为女性命运和人类困境的一个绝妙的象征。小说写婴宁由无时不笑到“虽故逗亦不复笑”性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一种饱经世事挫磨产生的谨慎处世和超然于世俗的态度。在作者看来,世事难测,人葆其天真,却不可以一任其天真,女性尤应如此。这是作者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可能的折中,是他人情练达之见。蒲氏对婴宁的笑这种赞美态度在潜意识上也许带有男子赏玩女性的嫌疑,但其根本还是对人之个性生而自由的肯定。而世事纷扰,人生多忌多艰,女子的处境则尤为难堪,即以“笑”而言,充其量只能“有时而笑”。他使婴宁不得不成为“全人”,更多地出于现实生活得失利害的考量,反映了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婴宁》表现在封建礼教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处世原则倾向不妨说是趋向入世的。其价值根本上在于写出了旧时一个少女生世的欢乐与苦辛,写出了作者基于儒、道等传统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就作者用意和作品主旨,这篇小说是关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社会生活困境的一个象征。对于婴宁而言,爱情和婚姻只是她步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她脱离言笑由心的自在状态进入人世生活的仪式。正是经过爱情、婚姻进而家庭社会生活的历炼挫磨,婴宁由一个混沌未开、率性自然的少女,一变成为心存至性、态度庄肃、无笑无戚、从容应世的少妇。这个带挫折性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理想纯真与现实庸俗冲突的普遍永久的象征。这篇作品不仅是有女性解放的意义,而且是关于整个人类永远需要协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性与群体冲突的象征。
手法
《婴宁》篇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女主角的外貌美和爱花、爱笑以及纯真得近乎痴憨的性格特点。婴宁一登场,作者就以十分传神的笔法,勾勒出她不同凡俗的形象:她“容华绝代”,手拈梅花,姗姗行走在上元节的郊野;当她发现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的目光后,“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仿佛不知道王子服“目灼灼”是为己者,亦没有想到此时遗花地上对一个封建社会的少女来说是“大不检点”。开篇起势,作者就以简洁的笔触,将婴宁爱花、爱笑、美丽、纯真的特点全面写出,也可以说是对婴宁的形象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划。以后在较长的篇幅里,作者暂时放下了婴宁,转写王子服对婴宁的相思。正是婴宁的美丽和卓荦不群的风姿,才使得王子服“忽忽若迷”,所以,此处极力渲染王子服的相思之情,一方面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王子服到西山中寻找婴宁)“蓄势”,另一方面也是对婴宁的虚写,字里行间都能让读者感觉到婴宁的存在。就象高明的画家善于“经营空白”一样,作者此处的虚写手法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的。
在《婴宁》篇里,蒲松龄也同时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特点。为表现这种神异性,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安排上也作了匠心经营。小说以王子服见婴宁、想婴宁、找婴宁、重会婴宁、带回婴宁与之成婚作为情节纵向开展的线索,但又迟迟不点明婴宁是个什么人。而是步步制造疑云,层层设置悬念,使婴宁在作者布置的疑云迷雾中呈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王子服在上元节的郊野见了婴宁一面,爱上了这位姑娘,根据吴生的分析,找到她应是不难的。但吴生“探访既穷,并无踪绪”,故事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为婴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生认真探访而不得,后来随口撒了一个大谎,王子服却按照这谎言把婴宁找到了,此处作者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悬念,婴宁愈加显得神秘了。
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婴宁后,作者便浓墨重彩而又极有层次地对婴宁爱花、爱笑、纯真的性格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首先随着王子服观察点的变化,对婴宁家中之花作了多角度的描写,以繁花异卉映衬婴宁如花的容貌,纯真的心灵,并借以侧写主人公爱花的性格特点。其间,作者又点出婴宁“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这就将人和花作了有形的联系,完全消除了写花与写人之间的界隔。在王子服与婴宁相见的场面里,作者又对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爱笑,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婴宁人未到而笑声先闻,在相见过程中,她时而“嗤嗤笑不已”,时而“笑不可遏”,受到母亲斥责后“忍笑而立”,但转瞬“复笑不可仰视”。这一系列关于笑的描写,声态并作,使婴宁爱笑的性格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在这一场面中,作者虽重点写婴宁爱笑,但并没有抛开她爱花的特点,插写了一句“(婴宁)顾婢曰:‘视碧桃开未?’”这就使婴宁的形象保持了完整性,立体性,同时也将前面对花的描写与此处相见的场面勾连了起来。
《婴宁》篇是明显地以人物刻画为主,为了在较大的描写空间里刻画人物,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开展中不时地作较大幅度的横向扩展。例如婴宁之母秦媪在与王子服谈话时,逐渐说到婴、王的婚姻之事,秦媪说:“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读到此处,读者满以为秦媪会让王子服将婴宁带回成婚,一般作者写到此处也会乘势将情节的发展引导到偕归、成婚上去。但蒲松龄在“偕归”这一情节的出现已呈必然之势时,却不急于情节的纵向推进,他让秦媪接着说出“惜有内亲之嫌”一句话,将“偕归”一事轻轻荡开,又借秦媪说的“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的话,引出了王生、婴宁园中共话这一极为精彩的场面,情节发展的趋势毫无痕迹地由纵向推进改变为横的扩展,为刻画婴宁的纯真性格创造了较为广阔的描写空间。这就把短篇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的格局打破了,而确立了纵向推进与横向扩展紧密结合的新的情节结构的格局。而这,正是作者将人物放在艺术构思的核心地位的结果。
在王子服与婴宁园中共话这一场面里,作者除继续刻画婴宁爱花、爱笑的性格外,又重点刻画了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近乎痴憨的单纯天真。王子服拿出上元节婴宁遗落的梅花示以相爱之意,婴宁却傻乎乎地说:“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告诉她:他“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婴宁竟全然不解其中的缱绻之情,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当她得知王子服所说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时,仍然了无所悟,“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甚至要告诉母亲“大哥欲我共寝”。几句对话,几个细节,将婴宁如痴似憨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至此,婴宁爱花、爱笑和纯真的性格特点已无比鲜明,以后虽又多次写到婴宁的爱花爱笑,不过是这种性格特点的进一步加强和展示而已。
王子服将婴宁领回家里后,母亲惊问为谁,王生“以姨女对”。从前边秦媪与王生姨甥相认的情节看,这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王母却断然否认:“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婴宁说出父为秦氏后,王母又说:“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情节发展到此处,直可说是迷雾团团,疑云阵阵,婴宁这个人物更让人觉得来路不明、惝恍迷离了。情节的这种纵向安排,使婴宁始终象一个谜一样费人猜详,直至吴生追述了秦家姑丈与狐精的一段爱情史,谜底才完全揭开。揭开这个谜底之后,再回首前面的情节,就会发现作者对婴宁的神异性还在艺术构思的更深处进行了虚写。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了那个“意甚修雅”的里落,见到了那个死去多年的姨母和寤寐思服的婴宁,而后来吴生“往觇其异”时,却“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王子服看到的一切全都无影无踪了。
作者不仅通过情节纵向开展时的巧妙安排和几处虚写,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性,而且在小说结尾处设计了婴宁惩治西邻之子的奇幻情节,又在情节的横向扩展中刻画她作为一个少女的纯真个性。婴宁到了王家后,婆母嫌她“太憨生”,她任情恣意地惩治荒淫无礼的西邻之子结果险些儿被逮质公堂,经过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这种性格的悲剧性结局虽未免使读者惋惜,却符合严酷的生活规律。写出这种性格的结局,表现了作者对现实认识的深刻精微,也反映出他的忧愤是多么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