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与刘伯宗绝交诗》是东汉诗人朱穆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该诗是《与刘伯宗绝交书》的附诗，该诗名为咏物，实则赋人，以鸱比喻刘伯宗，以凤自比，表达了对贪婪丑恶的势利小人的憎恶，同时也借该诗对当时刻薄无情的社会风气予以尖刻的嘲讽。全诗比喻精当，刻画形象，语言质朴。该诗共十六句，可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十二句是第一部分，以绝大篇幅，铺陈排比，刻画鸱鸟的丑恶形象。首先从外表描写它的污浊。接下来四句从行止食宿等方面描写鸱鸟的丑态。“饕餮”四句，又从内在本性描写鸱鸟嗜欲无穷的贪婪相。“长鸣”两句又从鸱鸟对凤的恶意中伤来描写它的卑劣行径。如此寥寥数语便把鸱的丑恶贪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鸱的恶劣行径，都是隐射刘伯宗的“不洁其翼”，是说他行为卑鄙；“飞不正向，寝不定息”是说他背离社会公德，不为母守制；“饥则木揽”下六句，是揭露刘伯宗在官任上的贪得无厌。“长鸣呼凤，谓凤无德”，是说像刘伯宗这样的卑劣小人，还大言不惭地指摘中伤正直的人。

　　最后四句是第二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绝交，以凤自比，坦荡、高洁、超尘拔俗，与鸱相比，判若云泥，自然而然地为两相“永诀”营造了合理的氛围和理由，显示了作者绝对不与刘宗伯同流台污的高尚情操，表示了绝交的决心和态度。鸱，在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面貌可僧的东西，经过诗人淋漓尽致的刻画，愤怒鄙夷的斥责，便不能不对它——鸱鹗和他——刘伯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真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所以，诗人最后宣布凤不与鸱同趋，从此绝交，各奔前程，便也成为读者的意愿。

　　全诗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比，以凶恶贪婪的鸱来比刘伯宗，以志向高洁的凤鸟来自况，两相对比，其义甚明。其次是感情充沛，态度明朗、坚决，全诗一气呵成，作者愤激之情，跃然纸上。再次，该诗语言精练，比如连用四个动词来描写鸱在飞、宿，饥、饱四种情况下的状态，形象鲜明、生动，其寓意也由此揭示无遗了。

　　该诗在创作上继承了《诗经》、《楚辞》常用的比喻手法，但没有它们的委婉、含蓄，它显示了汉乐府的朴质，在比喻中直抒胸臆，能很快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用不着去猜谜，就一样能感染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种在直率中蕴含丰富的感情，正是汉乐府的突出风格。

　　该诗是中国早期的一首寓言诗，由于选择的形象对比鲜明，比喻得当，贴切自然，创造了成功的艺术效果。诗作语言平实显露，明白自然。

　　《七发》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文字。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作品的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表达了作者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

　　文章的开头是“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接着就从这个“疾”字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议论。吴客在楚太子面前没有说半句奉承献媚的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简直无药可医。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恋于声色犬马，玩乐无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质刺激，造成了空虚的精神境界：于是病魔就在你这个空虚的精神境界中爆发出来。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后才奄奄一息，药石无效。”这里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着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与害，启发楚太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然后在文章的最后正面向楚太子提出了养生之道，即所谓“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来与有识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用高度的文化修养来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说，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从而证实了《七发》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发》之妙，就妙在用艺术形象论述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高度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毕竟是一种缺陷，甚至各种“病魔”都会在这个缺陷中滋生繁衍。一个人如此，推而广之，整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

　　《七发》是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通过为一个沉溺于安逸享乐的深宫生活的太子讲述广博有力的大千世界生动事实，最终成功医治了太子物质生活充实而心灵上空虚衰弱的严重疾病！

　　《七发》的艺术特色是用铺张、夸饰的手法来穷形尽相地描写事物，语汇丰富，词藻华美，结构宏阔，富于气势。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七发》体制和描写手法虽已具后来散体大赋的特点，但却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堆叠奇字俪句，而是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对事物做逼真的描摹。如赋中写江涛的一段，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江涛汹涌的情状，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曰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再如赋中用夸张、渲染的手法表现音乐的动听，用音节铿锵的语句写威武雄壮的校猎场面，也都颇为出色。在结构上，《七发》用了层次分明的七个大段各叙一事，移步换形，层层逼进，最后显示主旨，有中心，有层次，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流于平直呆板。枚乘《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后来沿袭《七发》体式而写的作品很多，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等。因此在赋史上，“七”成为一种专体。

　　《河东赋》是西汉辞赋家扬雄创作的一篇赋，是作者“四大赋”之一。此赋先写赴祭的壮观，再叙汉成帝的游历，最后才通过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而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全赋虽较短，但与“四大赋”其余三赋一样用意曲折而铺陈委婉。

　　此赋篇幅虽短而结构极有层次，正文前的序曲为叙述而用长短自如的散体，委婉地指出了汉成帝到汾阴的目的。正文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天子帅群臣，仪队威盛而庞大，前往汾阴宫，极尽夸张之能事，显出大汉天子之威灵，以描写带出叙述，其句法本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尤为谐整，读之如见一路逶迤情状。

　　第二、三部分为抒情而借用骚体，颇有一唱三叹之致。其中，第二部分写汉天子浮游周览，役使群神，观览古圣帝王的遗迹而发为嗟叹，而“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襄”数句铸词奇崛，遂成模式，时地人物，无施不可。

　　第三部分就汉天子归来，极力赞颂汉德广大，以为前古未有，尧舜禹汤周皆不在话下，直可追蹑三皇，希踪五帝，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汉代的隆盛和士大夫的自豪与信心。

　　全赋变飘缈沉郁为欣然欢快，以喜悦之情怀古，已非汉成帝出行和祭祀前后的壮观场面的直接再现，显示了远古帝王的行为及其治理下层的社会局面，而又无形中虚化了成帝的心境，通过艺术手法表现了汉成帝对唐尧、虞舜风习的向往，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

　　此赋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脱离长杨之猎而议论，以汉高祖的为民请命、汉文帝的节俭守成、汉武帝的解除边患来显示出汉成帝的背离祖宗和不顾养民之道。全赋仿效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在结构和遣词用句上无不则其步趋、祖其音节，可谓神形俱是，但在命意、文章的气势以及意境上又大不相同，脱胎而出又自成新意，以田猎为构架来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讽刺了汉成帝的荒淫奢丽。

　　在内容上，此赋变《羽猎赋》的“序以议论，赋用叙事”为“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并运用了一种论点明确、意在辞先的罕见的作赋方法：在赋的序言中，作者便揭通过露了君王狩猎而“农不得收敛”的事实明确了全篇的讽谏立意。因此题材虽是田猎，但全文几乎未涉及田猎的本身，更不及对盛况的铺叙和及于对“盛德”的歌颂，赋的正文先通过子墨客卿之口质疑，揭示了校猎前期准备活动劳民伤农：“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勤至矣，而功不图。”揭露了君王这一“岂为民乎哉”的行为动用农民、军队，大肆围猎，影响生产的事实，十分尖锐地提出君王应以“养民”为准则、 “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

　　接下来，翰林主人的答辩委婉而具深意，没有就对方的质疑作正面的“解惑”，而是逐层叙述了以往三世先皇德泽在民的前功往烈：汉高祖历艰除暴，创业垂统；汉文帝险约守成，恢弘治绩；汉武帝平息边患，扩展威德。这都是为国为民，也获得了国宁民康的效验。其中，“其后，熏粥为虐。……金革之患“一段描写的是武帝时期的武功，虽然作者没亲眼见过卫青、霍去病兽征的场面，但这段却以文学上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青、霍去病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

　　在逐层叙述了以三世先皇的前功往烈中，作者借翰林主人之口，假驳斥子墨客卿为名，以历代君王的行为为论据，一方面为了说明应法祖而治国，即治国要以文武之道，君王应该做到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则为了说明崇武也是必需的，但武功是在特定环境中才应用的。双管齐下，含蓄地表达了对汉成帝荒淫畋猎的不满。赋随后切入汉成帝这次大校猎本身，说这是为了习练武备而安排的暂时活动，皇帝是有所警惕的，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昌盛安宁的大治局面。很明显，这里作者只是表面上颂扬武功，甚至打出“胡人获我禽兽，竞不知我亦获其王侯”的招牌，而其实质还是非难而进行讽谏。只是手法上巧妙婉转一点，文意上也显得曲折起伏，耐人寻味。

　　综而观之，全赋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通过隐晦曲折的手法在歌颂汉皇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的同时蕴含讽谏，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乐而滥用民力，荒误农工的荒唐行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进步正直的一面显示了作者作为辞赋家的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作者作为议论家的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

　　在艺术结构与表现手法上，此赋中史实可以征信，辞藻使用得比较恰切，词旨分明，语言精炼，作者的意旨表达得晓畅深刻，颇具可读性。

　　全诗可分为三段，“朝发邺都桥”到“将定一举勋”为第一段，诗中歌颂了“带甲千万人”、“将定一举勋”为统一而战的战争，作者漫步河提之上，眼望着严整的军旅和无数的战船，心中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筹策运帷幄”到“微画无所陈”为第二段，该段歌颂了曹操的智勇，同时又为自己在统帅运策帷幄，指挥若定之际，不能替曹操出谋献策而惭愧。

　　剩下四句为第三段，作者表明他要向许历一样，不惜自身微薄之力，也要决心竭诚尽力投入征战。

　　全诗格调激昂浑厚，有声威有其实，也有情感的波动。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