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谈“性”论“道”的文章。文中的庐山隐者，实是一位道家人物，他讲的“日”“月”“生”“死”，反复变化，就是在阐明道家（老子）的理论。道学被后人称为“性命之学”。第一段记载庐山隐者畅谈道家的性命之理的言论，通过作者的诘疑，引发对道家理论的探讨阐发；第二段写作者将这篇记文题于待月轩壁上的缘由。这篇文章目的在阐发道家的玄理，而“道”是深奥、抽象的。作者运用比喻束贯穿全文说理，扣住“性犹日也，身犹月也”的中心来论述，这就将抽象、隐晦而难懂的哲理表达得比较清楚明白了，后一部分记事简洁而生动，对话之情景如在目前。
全篇文章，主要部分是记庐山隐者的话。“性犹日也，身犹月也”是全篇议论的中心。用比喻来讲道理，是议论文常用的方法之一。它的好处，是用常见易知的事物，来比附所要讲的难于理解的道理。他说人的“性”是依附于“身”来表现的，“日”之性是依附于“月”来表现的。文章既以日、月之出入与盈阙来打比方，就先将喻体讲清楚。日出则万物皆遂，日入则万物皆废；太阳虽然有出有人，但太阳是没有变化的。月虽然有盈有阙，它只是证明日的不变，不变就是一，“性一而已”。接下去讲“身”，“身”当然是人，人有生有死，“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就好比月亮有盈有阙，循环不止。这就是“道”，也就是道家“无一有一无”的循环论。在论述了生死不息的正题之后，庐山隐者说：“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归根到底，“日”的出入，“月”的盈阙，“人”的生死，都是合于“道”的，世界没有增长，没有消耗，“性一而已”，“道”也是永恒不变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说到底是客观唯心论，这些道理，在隐者的讲述里，是玄而又玄的。难怪在苏辙讲给友人时，“客漫不喻”，就是客人听的很糊涂，经反复解释，最后客人也不便再说其他了，只好“唯唯”算了。苏辙之所以给他的小轩命名为“待月轩”，正是他从道家的玄理中取来的。
这是一篇传记文，共不超过五百余字，却写出了孟德这个小人物的一生。通篇围绕着“奇”字而铺开，描绘出孟德一生的奇性、奇行和奇遇。全文用言简意赅的严谨叙述，将孟德一生描绘的真实而传神，寓教于事，授人以深刻的哲理。
本文主人公孟德，是驻在地方的禁军神勇部的一名逃兵。他的身分非常普通，但爱好却不平常。正由于这一原因，才有以下不一般的故事。从事打仗的武夫，却偏偏向往山林生活，这是难以统一的矛盾，而矛盾的冲突，自然导致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作者一开始点明孟德的身分，介绍他的特殊爱好，实际上也就将故事产生的矛盾冲突展示在人们眼前。仁宗嘉祐年间，轮到孟德所属的这支禁军去镇守秦州，这一带著名的大山很多，孟德带来了机会，这篇传记也就由此开端。
喜爱山林生活的人不在少数，但像孟德这样喜爱的却很少见：一是为此抛妻弃子，割断最难丢舍的骨肉之情；二是为此冒险逃离纪律森严的禁军，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可能；三是进山后生存条件极差，“以其衣易一刀十饼”，刀用以护身，十块饼只能维持极短时间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解决的缺粮危险。没有非凡的决心过人的勇气以及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心理准备，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孟德能够这样做，正表现出他迥异于常人之处。作者通过以下两方面的事例，进一步描述孟德进山后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危险，突出地表现出孟德惊人的忍受能力，以及在面临危险时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一是写进山后饼已食尽的情况下，饥饿使孟德只能以草根木实为食，但肠胃无法适应，又吐又泻，肚腹胀结，吃了生病，病好了再吃，最后终于养成了以草根木实为食的习惯，克服了山中无粮的威胁。
二是山中常常遇到猛兽的袭击，但都能安然无恙。孟德认为：猛兽一般能识别人的气性，在离人百步左右，先伏下来吼叫，用震撼山谷的声音吓唬；接着，奋力跳跃，张牙舞爪，做出一副吃人的姿态；最后，在离人十余步处坐坐走走，仔细观察人的反应。孟德不怕死，对猛兽的吼叫、跳扑等行动毫不在乎，猛兽也只好垂下耳朵悄悄离开。这样的情况试过多次，结果都一样。孟德进山数年，靠不怕苦、不怕死度过了重重困难，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危险，在山中生活下去。
这近乎传奇式的经历，组成了这篇传记文中最有光彩的部分特殊的爱好，特异的行动，特大的困难，突出了孟德这一人物形象的奇异色彩，展开了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情节，使整篇传记故事生动、曲折，给人留下难以忘记的深刻印象。传记的后一部分，叙述孟德由山中出来，到达商州，被巡逻的士兵发现，送到商州官府，由于知商州的宋孝孙识人，把他送回秦州安置；知秦州的张方平又帮助孟德脱出兵籍，成为自由生活的老百姓；对孟德的结局作一交代，同时更增强了这一传记人物的真实性。
就此文的体裁、内容来说，自应以叙写孟德的生平经历作为重点，但就作者的深层写作动机来说，传记最后的一段议论却是最着意的笔墨，也是作者的见识超卓之处。从一般人看孟德的所作所为，只感到孟德的奇特；而苏辙却从另一角度进行评议，在他看来，孟德最主要的不是奇特，而是“有道”。世上君子因为内心有个人的打算，所以必然有所思慕和追求，也自然有所畏惧和顾忌，虽然不一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但在面部颜色上总会有所反映，别人就会从中想法来加以对付。
与此相反，孟德心中无所顾虑、无所畏惧，这是一种博大刚强之气它虽然自己感觉不到，但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使猛兽不敢伤害。苏轼看过这篇《孟德传》后，曾写了《书子由孟德传》后》一文，认为人在不知怪惧时自有一种无形的旺盛强大的气势，形成一股令猛虎不敢伤害的力量，这也就是苏辙所说的可以“列于天地”的“道”。
上阕以舞女容貌领起，接续观众的反应来呈现舞女优美的舞姿；下阕承接上文，继续把视线聚焦在舞女的整体风貌上。词的语言古朴精练，不用典故，只是如实写来，但却层次分明，给人一种古雅淳厚的美感。
“垂螺近额，走上红褶初趁拍”，词以描写舞女起笔。“垂螺近额”描写舞女的发髻，下垂的螺形发髻已经接近额头了，而“垂螺”发型说明此舞女年龄很轻，尚作女孩妆容；“走上红锢初趁拍”，是描写舞女初上舞台的样子，这句写舞女快步走上红地毯，随着舞曲节拍翩然起舞。舞者在“红祸”上舞动出妖娆舞姿，观者在“红褶”下欣赏她曼妙的身影，不禁发出“只恐轻飞，拟倩游丝惹住伊”的叹息，只担心她轻飞起，像飞入空中一般，希望能用游丝去将她牵引住。舞女时上时下，时近时远，如空中的灵鸟，难以把握，观众被这样随性的舞姿吸引，只想用“游丝惹住伊”。词人由首句描写舞女，笔锋一转，转而去写观众的反应，从侧面烘托舞女轻盈的姿态。
上阕以舞女容貌领起，接续观众的反应来呈现舞女优美的舞姿；下阕承接上文，继续把视线聚焦在舞女的整体风貌上。
“文鸳绣履，去似杨花尘不起”，先正面描摹舞鞋，鸳鸯绣于鞋上，玲珑小巧；后以“杨花”比喻舞姿形象，跳跃旋转间，如杨花一般缥缈婀娜，不惹尘埃。其中，“尘不起”三字用得极为巧妙，以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最无章法的尘埃为比照对象，舞女在如此大幅度的舞蹈中竟能使“尘不起”，其轻盈灵巧的样子不言而喻。“舞彻《伊州》，头上宫花颤未休。”此句直接点明舞所伴之乐乃一曲《伊州》，一个“彻”字将舞女淋漓投入的姿态描画得入木三分。当音乐声息，舞步停歇后，舞女头上的宫花仍在不停颤动。“未休”一词作结，其“头上宫花颤”未停，其曼妙舞姿更加动人。
张先近观《伊州》曲中舞女姿色，统括其貌，轻盈至极，此词此舞，精妙绝伦，喟然叹矣。年轻的舞女，飘逸的舞姿，华美的舞台，八句词间尽括其中，笔调婉约，格调清雅，宛然似“余味绕梁，三日不绝”。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
此词上片写主人公张仲远在黄昏时到芳草之地，骑马到青楼伎馆，与美好善舞的伊人相会，尽情沉浸在酒乐之中，到了云中月里，情暖抵消夜深凉意。起笔写与情人幽会时间地点，地点在一派垂杨、园林毗连、芳草满岸之处，时间在行人欲归未归时节。接着写温馨的幽会情景，将场景由室外移向室内：两人举起玉杯相对饮酒，又听女郎唱了艳冶的情歌，主人公深受感动，两人便携手步月，深深留恋这良辰美景暖意融融的氛围。词人用“飞燕”指称女郎其人，见出她风姿俏丽，能歌善舞。
下片写欢乐终是要散，以暗藏绣鞋，偷寄情书延续和沟通感情，并且约好在闻到津鼓声时再纵情欢乐。换头承上启下，“无限风流”总拢一句，然后具体陈述风流韵事。“明日”以下写即将分别情事：渡头更鼓偏不作美，旅船待发，催人登舟；“乱红万点”以落花渲染离情；“怅断魂”设想别后烟水阻隔、两地遥望之情景。结尾三句，再起波澜，宕开一笔，遂即收结，颇见功力。这里蕴含着这种偷情生活不能长久，好似烟水之隔，要争取长携手永不分离之意。其中“暗”字、“偷”字，颇富情趣，也略略拍合题中的“戏”字。
此词从构思上由今天的欢乐终是散，想到明天或将来的期盼。从艺术上说是写得高雅而脱俗，把男女偷情约会写得精致，惟妙惟肖。从一次相会上升到希望永远不分离，围绕一个“情”字来写就不落入“情”中。是绯闻却没有绯闻核心内容，以欢歌纵酒为主要情节，没有俗的相拥，相吻痕迹，以期盼再相会，永远不分离的思想活动下笔，渲染再相会的后果。虽然永远不分离是一个虚幻的想象，但也提醒偷情人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一发不可收，不能有此偷情念头，要洁身自好。难怪张仲远的妻子发怒抓损丈夫的面容，她也想阻止丈夫再次发生偷情之事。
到此就不难看出姜夔写此词之旨：是劝戒人们要守住道德底线，偷情是一件“怅断魂”的事。
姜白石作词一丝不苟，体悟到自然的离境。他在其所著《诗说》中言：“诗之不二，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属多亦奚为？”他的词也体现了布局精致，用词精致的特点。即选择现成调名，也往往有所用意。此词调名“解连环”，正喻示着主题。
“玉鞭重倚。却沉吟未上，又萦离思。”起笔三句，点出事因。却字转折有力，刻画出将渐行渐远而又不忍远去的内心冲突。又字亦可玩味。虽说又萦离思，只在这里停留了片刻，何曾片时忘怀。离思为何？“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离移筝，雁啼秋水。”这里用三国时东吴国色大乔、小乔喻指合肥恋人姊妹。临别前，姊妹俩为行人作临行践别的最后一次演奏，姐姐拨动琵琶，妹妹弹起筝，诉说衷曲。句中“春风”二字代指琵琶及其演奏技艺。王安石《明妃曲》：“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黄庭坚《次韵和答曹子方杂言》：“侍儿琵琶春风手。”雁字切筝，以筝承弦之柱斜列暗合雁行。由春风与雁，营造出琵琶声如春风流拂、筝声如雁唳秋江的音乐意境，使此词有象外之象之离。“柳怯云松，更何必、十分梳洗。”柳怯，喻体态柔弱，云松，喻发髻蓬松，四字状女子在情郎将要离开时梳妆无意的状态，亦暗示出女子之美。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又何必梳妆整齐呢。接上来三句，用道字领起女子的话语。“道郎携羽扇，那日隔帘，半面曾记。”半面指初次见面。那时的相见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样子。语短情深，声吻宛然。女子缅怀初次见面，实叹惋轻易离别。追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难忘印象，又可见其爱情之深挚缠绵。
“西窗夜凉雨霁。”换头写临别前夕情境，以收束追忆。亦能起承上启下之功。当雨住时，天将拂晓，人将启程矣。心念及此，的确叫人惋叹天地，词人不禁叹息：“叹幽欢未足，何事轻弃。”叹欢好未足，何苦轻别，词笔已收回现实，遥遥应合起笔之“沉吟未上，又萦离思”。其用语真是自然高离；由奇返常，用思而不露痕迹，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紧接着，词人又陷入追忆。“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溪山，甚时重至。”溪山映照伊人。姜夔《点绛唇·金谷人归》云：“淮南好。甚时重到。”与此可以相互印证。溪山、淮南，皆指合肥，实即指合肥女子。女子询问何时才能够再相会，词人指蔷薇花谢为期，词语用杜牧《留赠》诗意。实则自己亦心中茫然，溪山如此美好，不知何日才能重到。自己心中茫然但为给情人一个希望，只能空指蔷薇，掩饰不住的凄惶尽现于表。此三句是临别情境之一重要补笔，刻画出合肥女子的一片痴情，也写出词人内心的失落感。论笔致可谓曲折尽致。追忆至此已到尽头，接下来写的是幻觉之境。“水驿灯昏，又见在、曲屏近底。”见，想象之辞，在，语助辞。近，白石自注：“平声。”按词律此字须用平声，白石制词心细如发，此亦可见。底，里也。以上皆宋人口语。水边驿舍，一灯昏黄，朦胧中，词人好像又回到伊人居处，曲曲屏风旁边。此一霎幻觉之描写，亦写出此时词人相思入骨以致神志恍惚。极言相思之切尤离者，将水驿灯昏之现境与曲屏近底之幻境叠印为一境，真耶，幻耶，恍不可辨。姜夔《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极》云：“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与此同一意境。梦毕竟是梦况且又是想象的梦，即刻便醒。结笔，词人又陷入痴情之悬想：“念唯有夜来皓月，照伊自睡。”想得伊人夜来最苦，只有淮南皓月，冷照伊人孤眠。一结凄凉无尽。
全词由旅途中欲行又止，进入追忆临别前听曲话旧，再缅想窗前叹惋分离、询问归期，方折回驿馆灯下闪现旧境、悬想对方，叙事婉曲，思路回环跌宕，笔法细微精当，洵称写男女离情之名篇。
此词显著特色是寓叙事于抒情。情以叙出主要是借助于其动作言语的悲伤，而使叙述、抒情融合无间。起笔三句写现境，“为大乔”以下直至换头，全是追忆惜别情境。“叹幽欢”二句才收回现实，“问后约”四句又跌入追忆。“水驿”三句则是幻觉，结笔变为悬想。纵观全幅，上片主写追忆，层次较为单纯，抒情更为直接、鲜明，下片则远为繁复，把追忆与现境、幻觉与悬想打成一片。由单纯而趋繁复之抒情结构，亦反映出词人由深沉而趋激烈之心态变化。寓叙事于抒情之笔法，实远绍清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云：“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白石怀人诸词，多不以回忆为主，而是另辟蹊径，化浑厚为清白，有别于清真，此词却逼近清真笔法。其风格显示出洗尽铅华，气格紧健之感。《解连环》词律规定要用一系列仄声单字领起下文。领字兼有声情并至之离，是此词又一特色。词中每下一领字，如：却、为、更、道、叹、问、算、又、念，便领起一层词情词境。领字递用，则情境层层翻进。诸领字又多为感叹辞，表达怀想叹惋，最是虚处传神。用字在声律上对和谐要求与讲究，除却字外，其馀领字皆用去声，去声振奋，恰好振起声情。万树《词律》云：“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姜白石深通音律，作词精美，其风格清真瘦劲，如秋林疏叶，互相异了周邦彦的华艳丰腴。”此词正是好例。
这首《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是姜夔效法辛弃疾词而又不失自己特色的一篇佳作。
公元1204年（宋宁宗嘉泰四年），抗金老将辛弃疾由浙东安抚使被派知镇江府。其秋，写下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姜夔此阕，即步稼轩原词之韵以和。二词同是就登北固楼事而生感之作，但主题思想与表达方式有异。辛词怀古伤今，自抒其满怀忠愤。姜词则借古人古事以颂稼轩，通过赞扬稼轩来寄寓自己心系国家兴亡，拥护北伐大业的政治热情。此词最可贵之处，在于反映了北方人民盼望统一的迫切心情，并激励老年的辛弃疾努力完成收复中原的重任。
词的上片，由楼前风景起兴，引出抗金英雄辛弃疾独当一面、统率千军万马的高大形象。起三句，言江山没有什么变化，而往古英雄已经作古。言外之意是，当前国家急需英雄以御外侮、以图中兴。这个意思与辛词开头略同，但写法与意境各异其趣。辛词起三句出语豪壮，不重写景，直呼古人，以见本怀。姜词这里却用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写出此间的情境。“云鬲迷楼”，写望不见江北云雾遮隔的扬州：“苔封很石”，点北望所在之地的北固山。很石为刘备孙权共商抗曹大计之处。点处英雄遗迹，自有它的深刻涵意。白石十分注意不蹈辛弃疾的词的老路。在情景交融的含蓄境界中别饶雄浑隽永的韵味。接下来三句：“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处来去。”承上而来，写古代英雄往矣，只有秋烟中的征骑、寒潮中的船只，仍然年复一年处自来去。这里的意思与辛词同位句“舞榭”三句也略同，都是寓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慨，但在具体写法和风格特征上却不遗余力。辛词此处正面吊古，写已经消失的事物，笔力雄大，感慨从语气中直接流露，显得悲壮而沉郁；姜词此处却出以侧笔，写楼前景致，借千古长有之物反衬已逝的人事，暗寓感慨于言外，显得凄婉而处灵。姜词之学稼轩而善于变化，于此可见一斑。通过这一番不胜今昔之感的慨叹，呼唤当世英雄的主题就可水到渠成地展现了。
如果说，辛、姜二词的前六句怀古之意相近，而表现手段不同，那么，它们的下文就只是保留风格上的某种一致，而在内容上和抒情意象的塑造上却都自成一体，各具审美意义了。辛词的下文，继续怀古，以南朝刘宋之初两代皇帝北伐的成败，来鉴诫当前，表达自己的政见，并于篇末透露自己处具北伐壮志的悲愤。辛词的基本点，是利用典故含义来寄寓本怀。
而姜夔此阕的下文，虽也多次运用历史典故，其用途却在于塑造自己所崇敬的当代英雄——辛弃疾的形象，并在这个众望所归的英雄豪杰的形象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使君心在”以下至篇末，中间虽有上下片的界限，但在内容上却只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大层次，全是歌颂辛弃疾其人。“使君”三句是说：辛弃疾长期罢官闲居，本已热爱上了青崖绿嶂的田园生活，但政局的变化，国家的需要，使得他被委派到京口这个北疆门户来坐镇，无法遂其隐居之志了。这里既赞颂了辛弃疾的高风亮节，又隐隐约约地表示了对他长期被投降派顽固势力排斥打击的不平。上片末二句，承“北门留住”而来，描写辛弃疾在镇江练兵备战的赫赫军威。上句用东晋桓温“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的话（见《世说新语·捷悟》刘注引《南徐州记》），切地切人又切事，可谓融化不涩，体认点题；下句以军旗之图案暗示辛弃疾部下将士的勇武，和这位主帅本人的治军有方。过片三句，进一步热烈的推崇、赞颂辛弃疾，把他比为致力北伐大业、为国事鞠躬尽瘁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认为南宋要收复中原，非辛弃疾莫属。这三句赞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南宋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公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辛弃疾的才德堪与古代最杰出的将相比肩，如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刘宰《贺辛待制知镇江》云：“某官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姜夔这种坚信辛弃疾有惊人胆略才干、能使北伐成功的褒扬之辞，与稼轩原词下片借古讽今、反对无准备的北伐的那三句遥相呼应，深得唱和之旨。
接下来，“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三句，又把笔墨移到京口的远景上来。东晋桓温拜征西大将军，北讨苻秦，以及后来刘裕北伐中原之时，京口地区都是兵员和战略物资的重要集中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通过对这个古今战略要地的形势进行描绘，突出了辛弃疾对北伐的方略与路线稳操胜券。这与辛词同位句“望中犹记，风火扬州路”再次呼应，互相辉映。作者因辛弃疾所登楼眺望的，是失陷已久的中原大地，故下文“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三句，直抒胸臆，把笔触转入北伐这个时代的最大课题上来。白石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脱离现实的清客，但这里他却丝毫没有超然尘外，而是沉痛地为北方沦陷区人民道出了迫切盼望北伐的心声。词的结尾两句，引出桓温的故事来比拟描写辛弃疾此时的激动感慨的心理，尤觉意味深长。东晋大将桓温从江陵出发北征前秦时，看到他早年在路上种的柳树已长得很粗，不禁感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因而攀援枝条，至于下泪。这里是在想象稼轩的心理活动道：稼轩啊，当此北伐的前夕，你在想什么？你可能在想：“我南渡之前在北方亲手栽种的依依细柳，今天一定还在吧？”这一虚拟之笔，以代稼轩倾诉挥师北伐的要求来寄托白石自己心中同样迫切的愿望，显得非常含蓄婉转，给人留下发挥想象的余地。白石词的结尾大多含蕴丰富，摇曳生姿，意境悠远，有幽隽秀雅之致。从这篇刻意学辛的作品中，仍可看出他自己的这些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