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这首诗主要讲述包拯为官不屈不挠，一身正气的事迹。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颔联进一步写为人处世之道是“直”；颈联写除暴安良；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这首诗字字如钢，句句沥血，令后学振奋，令巧伪蒙羞。
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治理世事以清廉无私为根本，为人处世以刚直不阿为准则。
颔联进一步写“直”：只有笔直挺拔的树干，才能终成栋梁之材；纯正的精钢，宁折不弯，决不被外力折服。作者以“秀千”、“精钢”自比，是自勉自励，也是自负自信，很有力度。
颈联写除暴安良。先写鼠雀之“喜”，是纵；后写兔狐之“愁”是擒。而铲除这些贪官污吏、害民之徒的根本办法，就是“草尽”，即拆除屏障，消灭他们赖以生存和为非作歹的条件，他们就无法逞凶了。
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言外之意是要光耀青史，流芳千古。
这首题壁诗，可以认为是包拯身体力行的座右铭。诗作持重刚健，严谨有力，质朴无华，掷地作金石声，充满堂堂正正之气，磊磊落落之情。
诗咏汉武帝故事，是一篇借古讽今的咏史诗。此诗前六句对汉武帝求仙进行讥刺，后两句与汉武帝重用方术之士相对照，慨叹像东方朔那样有才能的人却只能做闲官。全诗取材博赡，炼词精整，借古讽今，情真味厚，是西昆体的佳作。
首联写武帝求仙海上之虚妄。引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此借以形容三神山四周环水，难以到达。
颔联写武帝祈求长生之徒劳。此处引用《汉武故事》《三辅黄图》等书中典故来例证。一个“劳”与一个“费”字暗寓讥讽，点明这些举动均属徒劳无补，确有一字寓贬的春秋笔法。
颈联写武帝开边求马，迷信方士而不知醒悟。汉武帝曾得神马于渥注水中，又伐大宛而得千里马。此处用典仅为借用，周礼中早有“马八尺以上为龙”之说，故可移植。一个“力”字写出他为个人私欲而不惜擅开边衅的独断专行。此句述马，遂联类而及下句的“食马肝”。亦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这一典故活现出统治者明知受骗却不思悔改，自欺而又欺人的心态，一个“讳”字将此揭露得入木三分。而且宋真宗伪造的黄帛天书恰与少翁行骗的帛书相巧合，更具讽刺意味。
尾联诗人自叹清贫，倾吐怨尤。这里作者是以东方朔自比。诗人感叹像东方朔这样的才士，不能教他乞米糊口，身为馆阁之臣的杨亿虽位居清要，却禄微薄，曾因家贫请求外任，其上表中有“方朔之饥欲死”语，足证此为自况。尾联是用才士待遇之菲薄，反衬统治者为满足一己私欲的侈靡荒唐，衬跌十分有力。
此诗句句用典，组织绵密，纯用叙事，不着议论，而讽意自见，还通过若干字眼暗寓褒贬，婉曲而不失严正之意，加之对仗工稳，音调铿锵，故刘攽称此诗“义山不能过也”（《中山诗话》）。
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
此诗叙述了织妇终年辛苦而生活艰难，在官府租税和高利贷剥削下，连麻布衣都穿不上的情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以第一人称来写，紧紧围绕织妇的勤与贫着墨，层层递进，对比鲜明，语言质朴自然，一字一句，读来感人肺腑。
首联是诗人的口吻，客观描述了织妇的辛劳。它通过劳作的重复性、贯性和紧张性透析而出。这两句虽与织妇之叹无关，却注入了诗人叹其所忙、叹其所苦。以“夏”与“春”字对举，以“重”与“复”字相照应，突出织妇之勤。
颔联是织妇的口吻，但仍重见出所叹。相反却道出了她的希望、热切的希望。绢重脱轴、丝重落车就想着如何用它们去输官、赎典，惟独没想到自己。她织的是希望。
颈联又是诗人的口吻。前句绾结首联，言其年复一年、整春整夏为蚕而忙。后句写她的衣着一布衣、布裳。为了强调，诗人虚去了动词，又着一“仍”字。这就使诗人叹其所忙、所苦的心态更为突出。
尾联深沉的诗句，抒发了织妇心中的愁情，表明织妇的生活每况愈下，与唐代诗人于濆的诗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辛苦行》）一脉相承。这又是织妇的口吻。前句“犹自可”表明她对布衣布裳并不在乎，还多少带有满足之感。只是在“今年无麻”的情况下，她才发出“愁我”的喟叹。诗至此戛然而止。
诗人如此写“叹”，确实很精到。一方面，写织妇之“叹”不在“输官”、不在养蚕人无罗绮穿，也不在“布衣仍布裳”，这就不仅独到新颖，而且也相当深刻。远比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得深刻。另一方面，写自己“叹织妇”也很灵活，既可叹其重叹，如叹其所忙、叹其所苦，又可叹其已叹，愁其已愁，如结尾两句。这就拓宽了“叹”的内容，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首联紧扣“出山”二字，写出山路途。在狭窄的山路上，曾巩乘坐着竹轿，眼前一片光明，带着一身清爽。
颔联承接上文，写出山路上所见。白云和流水也像是有了人的情态，白云笑我出山是多事之举，而流水却对我情谊颇深，一路随着送我出山。
“云”这个意象在诗歌中有两个比较常见的含义，一是指游子，二是指小人。因云无根，随风而飘，身不由己，正如羁旅之人，所以用来指游子。如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古诗《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又是没有主见的，风往何处吹，云就往何处飘，正如见风使舵之人，所以又可以用来指小人。比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里的“浮云”都是指小人。
在这首诗中，联系后文“起为苍生试一鸣”来看，曾巩这次出山应是为百姓而出仕从政的，所以这里的“白云”应是指小人。小人们嘲笑我这次出山是多事之举，殊不知我此行是要为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
颈联和尾联转到曾巩对“出”与“隐”的看法。身在官场，终不如山中飞鸟那般自由自在，隐居
山中的僧人，这一生就可以悠然闲适地度过，这种生活真令人羡慕。可以看出，曾巩对隐居
生活是充满了向往的。然而，他与红尘俗世也并非全然了断，为了替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隐居生活，决然出山。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把个人之乐暂且放下，将苍生之忧挂在心头。在这一点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可谓异代同心。
这两首诗都用宫女自诉的口气。第一首前两句：“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以“娉婷”点明宫女的美丽，也代指这位佳人。以“春风”，点出时节是芳春。这样妙丽的佳人，逢着这样美好的季节，原本应该生活得欢欣美满，可是恰恰相反，她被深锁在冷宫里面，长门永闭，一任外面花开花谢，春风吹不到她的身边，春天明媚的光景，对她全没有份儿。诗用一个“闭”，揭示她遭境的凄凉和内心的悲苦。第二句中的“青楼”，指代此女从前所住的处所，正因为当年她以美丽得名，才造成后来为姿容所“误”的后果。“长使”两字，无限辛酸，倘使当年没有如此绝世的芳容，也不致有此时这样冷落的处境。
第三四两句：“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写这位宫女自矜而又自重的心境，她想到过去也许对方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春风之面，因而很希望有个机会，不惜卷起珠帘，让君王亲自一顾，自己是否明艳如花，但转而一想，又只怕君主“着眼”仍未“分明”，还是得不到青睐，更由此引起新的哀怨。这两句中“不惜”和“怕”互相映照，“不惜”示宫女自怜之情，“怕”字点自珍之意，她虽然热盼对方的一顾，但又意识到过去之被弃置，正由于君王未着眼，未分明的缘故，这蓦然的一顾，不一定就能“着眼分明”。兴念及此，适才的炽热的心情，又顿然冰消瓦解了。
全诗借宫女失意的幽怨，托志士不遇的悲辛，表现才名往往误人，以致怀有绝代才华的有为之士，往往困顿在风尘之中，老死于蓬门之下，和宫女的禁闭深官，徘徊永巷一样，都有难通一顾之感；即便偶有时机，又因“着眼未明”，仍然有奋飞无路、恩遇无由之恨。诗中寄寓着“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明妃曲》）的悲痛，虽有绚丽之情，但在委屈中以矜持自重作结，立言得体。
第二首托宫女之不遇，表达美人迟暮之感；宫女以自身的遭遇，现身说法，启迪他人，不要自恃倾城的容貌，而要及早为自己作计，那怕是“随宜梳洗”，也要早求归宿，以免蹉跎青春。
开头两句：“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表明她当年不肯轻易嫁人，是因为“自惜娉婷”，不甘轻易辜负此生。但到了后来，感到芳华渐逝，就只好“抹白施朱”，学作后生模样，却是已经耽误了最美好的岁月。人生的春天是值得珍惜的，然而知己难寻，过于矜持，就会陷于苦恼之境。后两句：“说与旁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既是悲辛的话语，又是过来人痛苦的经验。“说与”一句，正是她痛惜自己没有及早作计，因而劝告旁人，要珍惜自己的春光，早为之计。显示了“劝君借取少年时”的意旨。“随宜”一句，更表明年轻女子应当随着时宜妆扮自己，千万不要自恃有倾城的美貌而坐失时机。
这首诗感叹人们往往以才华自矜，以致遭遇坎坷，反而知音难逢，不如一个普通的人士，就好像具有倾城容貌的宫女，在失去自己的青春以后，只好施朱敷粉，装作少年，纵有姿容，也不如随宜适俗的女子。从而劝诫人们，切莫自恃才华，要随宜一些，早为自己作计，否则，就像误入深宫的淑女一样，自负倾城，一旦不被眷顾，则无法安排此身，徒然有永闭冷宫的哀痛。
就诗的实质而论，两诗的意旨都在于抒发“国士佳人，一般难遇”的悲愤，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的这种弦外之音。
起两句十二个字，连用四叠字：云淡淡，知是疏云；雨潇潇，应是小雨，如李清照《蝶恋花》词：“潇潇微雨闻孤馆”，而非“风雨潇潇”（《诗·郑风·风雨》的“暴疾”（朱熹《诗集传》）的急风骤雨。淡云无语，细雨有声，这淅淅沥沥的声音，暮暮朝朝一直传入人的耳畔，怎能不使人生愁，故开篇的一个字即云“愁”。叠字的连用，又加强了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状物抒情的作用，“别来应是”，语气十分肯定。由于是知己，心心相印，我既为你生愁，你对我必然如此。“眉峰”，源于“（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后言女子眉之美好。康伯可《满庭芳》“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又，眉峰犹眉山。韩偓《生查子》词：“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翠减”，是因为古代女子用黛画眉，黛色青黑。欧阳修《踏莎行》：“蓦然旧事心上来，无言敛皱眉山翠”。“腕玉”即玉腕的倒置。秦观《满庭芳》：“玉腕不胜金斗”。三四两句总写人的无心打扮，懒于梳理。古云：“女为悦己者容”。《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说得最明白：“有甚么心情将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这是男方设想对方“别来应是”如此，由于“心已驰神到彼”，故“诗从对面来”。柳永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便是。
下片专从自己方面来叙相思。轩“小”而“独”，即使欲排遣愁也不可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直逼出一句“情绪好无聊”。这句浅白直率，却是一句大老实话。同是周邦彦的“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这些写刻骨相思的率直语言，张炎认为“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者”，“所谓成浇风也”（《词源·杂论》）。况周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说：“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蕙风词话》卷二）。后说为是。对“情绪好无聊”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它表现了“至真之情”，虽“说尽而愈无尽”。结三句用笔潇洒，语淡味浓。萱草别名很多，通常又称鹿葱、忘忧、宜男、川草花、金针花等等。嵇康写进他的《养生论》：“合欢蠲愤，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诗经》叫它谖草。《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传》：“谖草令人忘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除重复上面的话，并引李九华《延寿考》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然唐宋诗人孟郊、梅尧臣等对“忘忧”都提过质疑。“一丛萱草”的本意是说：相思情切，即得萱草，也不能忘忧，暗含有刘敞（原父）诗意：“种萱不种兰，自谓可忘忧；绿叶何萋萋，春愁更茫茫”。“几竿修竹”，取意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的“佳人”有高节的情操，故与“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刘禹锡《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的竹并列。这句赞对方的品德。最后以缠绵不尽的相思作结：“数叶芭蕉。”芭蕉在诗词中一向是愁的象征。唐人张说《戏草树》诗：“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煜《长相思》词：“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萱草，修竹，芭蕉，或许“小轩独坐”目之所见，但均有蕴意。三句皆缀以数目字，联系开头的四叠字，尤觉意韵悠远，辞情并茂。顾景芳谓小令应“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田同之《西圃词说》）。求之于此词，信然。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