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娱情遣意、抒撼怀抱的篇章。诗开头四句写乘闲暇之隙，得游赏大自然之趣，而其求只在“阶墀幸自足”，无远游之望。接下去诗人用十二句描叙了他在宅前庄后所赏识的大自然初秋景色。最后四句诗人以大自然的美，写到邀友人之乐趣。最后一句反语表述了诗人要及时享受大自然的美与友人间的乐。全诗起人高论，具征达旨，语言秀逸。
诗的开头四句，将诗人特殊心恋吐露出来。自然造化，气象万千，千层叠峰，万重风烟，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为音，好景如画，美不胜收。但诗人所求，止在一丘一壑。而漫步石阶，逍遥庭院，自可耳聆山水墀音，目接江河秀色，不必再劳心费神、天涯漫游，这四句诗人借此表明了知足常乐、天下不易其志的胸怀。所以一花一鸟，一草一木，都足以逗引浓厚的兴趣，寄托遥深的情怀。
接下来六联铺写庄前宅后的旖旎风光。诗人心净如水，气墀似秋，临小池而神墀志爽，燥热之心全消；开兰幌而心旷神怡，烦恼之怀顿释。“临池”“开幌”动作感很强，表明诗人从室内转向室外，从内心自我走向外界自然，因而着一“望”字统领下文。随着诗人推开窗幌，眺望高秋，一幅幅优美的山水图画便絡绎迭现，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因禽”八句写景，时空上跳跃性较大。兰根劲抽，紫箨爆笋，是舂景；艾叶满浦，荷花绕楼，则是夏景；而凭轩搴木，垂堂对水，则又是写眼前之秋景。这八句诗当是诗人“开幌望高秋"时，触目兴想，列述的四时之佳致。时节上，春、夏、秋三景络绎叠现，佳境纷陈；画面上，紫、绿、白、青、蓝、红等各种色彩，浓淡相间，错落有致。写“时变”是其脉络，而壮秋兴抒秋怀才是其中心。至此，诗人自己也被深深地吸引了，不由得流连忘返，澹然忘归。“送日隐层阁，引月入轻帱”，眼看着一轮斜阳，徐徐隐没在层台重阁之中，而一弯明月，已冉冉升起，把银白色的墀辉，洒满了深闹轻帐。这里，两个动词“送”“引”用得出神。“送"“引”本身都表示时态推移，一“送”一“引”，移时入神，诗人的专注之心和流连之情，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而且，在“送”斜阳与“引”新月之间，还暗寓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流程，留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空白，任凭读者运用想象去填补，去体会，从而使诗呈现出含蓄蕴藉的风致来。最后四句，诗从环境之美，写到朋友之乐，写到心性之愉。一位瞩目于佳景、忘怀于秋情的诗人形象粲然出现了。诗人想到在这幽雅的环境里，煮上粗茶淡饭，聊备芳香美酒，招待来往的朋友，是惬意的。“来往既云倦”，辜负了这令人心旷神怡的良辰美景，末句反诘，既有独自欣喜、自我陶醉之乐，又有劝勉朋友寄意皋壤之意。明山净水，舒心养性，不可多得，不可再得。言语之间，流露了无限的春念之情。
这首诗景色的描写、构图和笔法上都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有些铺写甚至还嫌噜苏。但因诗人是怀着一丘一整足以自乐的心情来观赏并描写的，所以意味就非同一般。诗人并不在乎环境本身怎么样，只要心性自乐，便“阶算幸自足”了，平凡的景物也能引起美的愉悦和快感。所以，他才要尽情地去欣赏，不厌其烦地去描写，把所能见到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详细描写出来，并尽量写得更优美些，更令人惬意些，以此反映出诗人高洁的志趣。不必过分苛求诗人的噜苏，也不会责怪写景没能出新了；相反，诗人笔下寻常的山水丘壑、花鸟日月之中写出诗人澹然自适的心迹，并由此咀嚼到那馥郁着人生哲理的滋味。就像品尝一杯芳香美酒，味之愈久，醇香愈浓，所获愈多。
此文是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是 ，他的原意是现在一般用来形容？
一毛不拔：一根毫毛都不肯拔出来，十分吝啬自私 。
寓言往往借助一个虚构的故事来阐明一个道理，试概括本文寓意。
做人不宜吝啬，有舍才有得。
这是一首饮酒诗，也是一首哲理诗。诗题为“连雨独饮”，点出了诗人饮酒的环境，连日阴雨的天气，诗人独自闲居饮酒，不无孤寂之感、沉思之想。开篇便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人生于运行不息的天地之间，终究会有一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这句话虽然劈空而至，却是诗人40岁以来经常缠扰心头、流露笔端的话题。自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文人诗歌中不断重复着“生年不满百”的哀叹。陶渊明则将人的自然运数，融入天地万物的运化之中，置于自古如此的广阔视野里，从而以理智、达观的笔调来谈论人生必有死的自然现象了。
在“运生会归尽”的前提下，诗人进一步思索了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道教宣扬服食成仙说，企图人为地延长人生的年限。这在魏晋以来，曾经引起一些名士“吃药”养生的兴趣。但是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治，也使一些身处险境、朝不保夕的文人看透了神仙之说的虚妄。曹植就感叹过：“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赠白马王彪》）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有过“帝乡不可期”的省悟文辞。所以接下两句诗就是针对着道教神仙之说提出了反诘：“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开篇四句诗不过是谈人生必有一死，神仙不可相信，由此转向了饮酒：“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一种不求长生，但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也从否定神仙存在转向饮酒，却自有新意。“乃言饮得仙”中的“乃”字，顺承前面“松乔”两句，又形成语意的转折。那位见多识广的老者，竟然说饮酒能够成仙。于是诗人先“试酌”一杯，果然觉得各种各样牵累人生的情欲，纷纷远离自己而去了；再乘兴连饮几杯，忽然觉得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故老”所谓“饮得仙”的美妙境界吧！
然而，“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一个“天”字锁接前句，又以问句作转折。继而以“任真无所先”作答。任真，可以说是一种心境，就是诗人借助饮酒的刺激体验到的“百情远”的境界。这句诗的潜在意思是，人与万物都是受气于天地而生的，只是人有“百情”。如果人能忘情忘我，也就达到了与物为一、与自然运化为一体的境界，而不会感到与天地远隔，或幻想着超越自然运化的规律去求神仙了。这就是任真，也就是任天。当然这种心境只是短暂的，“忽忘天”的“忽”字，便点出了这是一时间的感受。任真，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指顺应人自身运化的规律。陶渊明并不主张终日饮酒以忘忧，他认为“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形影神·神释》）他只希望“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过一种简朴自然的生活。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这两句仍用仙人王子乔的典故。据《列仙传》，王子乔就是“乘白鹤”升天而去的。云鹤有神奇的羽翼，可以高飞远去，又能很快飞回来。但是陶渊明并不相信有神仙，也不作乘鹤远游的诗意幻想，而自有独异的地方：“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我独自抱定了任真的信念，勉力而为，已经四十年了。这表达了诗人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表现了诗人孤高耿介的个性人格。
结尾两句总挽全篇：“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所谓“化”，指自然物质的变化，出自于《庄子·至乐篇》所言：“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全诗正是从观察“运生会归尽”而推演到了观察自我形骸的变化。“心在”，指诗人四十多年来始终抱守的任真之心。这两句诗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所言“形迹凭化迁，灵府长独闲”，意思相同。任凭形体依照自然规律而逐渐变化，直至化尽，我已经抱定了任真的信念，还有什么忧虑可言呢？这两句诗也可以看作《形影神·神释》中结语的缩写：“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依此而看，陶渊明的自然迁化说，并不同于《庄子》以生为累，以死为解脱的虚无厌世说。
总观全诗，以“运生会归尽”开端，感慨极深，继而谈饮酒的体验，又将“百情”抛远，结尾点出“形骸久已化”，似乎有所触发，却以“心在复何言”一语收住了。全诗对触发诗人感慨生死的具体情由，始终含而不露，却发人深省、余味无穷。全诗重在议论哲理、自我解脱，几次使用问句，造成语意转折，语气变化，又能前后映衬，扣紧开端的论题。这都显示了陶渊明哲理诗的特色。诗人谈论生死以及乘化归尽的人生态度，实在是蕴积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也表现了诗人在厌倦了伪巧黑暗的社会现实后，在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中，始终独守任真之心，不拘世俗之累的孤傲人格。
曾参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诚实待人，这种教育方法是可取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诚实守信，不能说了做不到和说谎。
教育子女要注意言传身教不能以欺骗作为手段，做任何事都要说到做到，不能说谎。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样才能获到他人信任。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知道自己所做事情的后果，要为以后着想。以后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能信口雌黄。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