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夜啼”为乐府古题，属《清商曲·西曲歌》，多写离别之男怨女恨，而李白此诗题材相似，却别翻新境，言浅意深，独具魅力。此诗开头两句写景，描绘出一幅秋晚鸦归图；中间两句写人物身份、身世及所处环境；最后点明秦川女的愁思及其原因，包含着许多言外之音。全诗短短六句，既写景色烘托环境气氛，又描绘人物形象和心态，绘形绘声；最后既点明主题，又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意味深长。传说贺知章对这首诗相当欣赏，并以此为原因之一向唐玄宗推荐李白。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起首两句绘出一幅秋林晚鸦图，夕曛暗淡，返照城闉，成群的乌鸦从天际飞回，盘旋着，哑哑地啼叫。“乌欲栖”，正是将栖未栖，叫声最喧嚣、最烦乱之时，无所忧愁的人听了，也会感物应心，不免惆怅，更何况是心绪愁烦的离人思妇呢？在这黄昏时候，乌鸦尚知要回巢，而远在天涯的征夫，到什么时候才能归来呵？起首两句，描绘了环境，渲染了气氛，在有声有色的自然景物中蕴含着的愁绪牵引了读者。
“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这织锦的秦川女，固可指为苻秦时窦滔妻苏蕙，更可看作唐时关中一带征夫远戍的思妇。诗人对秦川女的容貌服饰，不作任何具体的描写，只让人站在她的闺房之外，在暮色迷茫中，透过烟雾般的碧纱窗，依稀看到她伶俜的身影，听到她低微的语音。这样的艺术处理，确是匠心独运。因为在此诗中要让读者具体感受的，并不是这女子的外貌，而是她的内心，她的思想感情。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这个深锁闺中的女子，她的一颗心牢牢地系在远方的丈夫身上，“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悲愁郁结，无从排解。追忆昔日的恩爱，感念此时的孤独，种种的思绪涌上心来，不禁泪如雨下。这如雨的泪也沉重地滴到诗人的心上，促使读者去想一想造成她不幸的原因。到这里，诗人也就达到他预期的艺术效果了。
五、六两句，有几种异文。如敦煌唐写本作“停梭问人忆故夫，独宿空床泪如雨”。《才调集》卷六注：“一作‘停梭向人问故夫，知在流沙泪如雨’”等，可能都出于李白的原稿，几种异文与通行本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隔窗语”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与窗外人对话；二是征夫的去向，明确在边地的流沙。仔细吟味，通行本优于各种异文，没有“窗外人”更显秦川女的孤独寂寞；远人去向不具写，更增相忆的悲苦。可见在此诗的修改上，李白是经过推敲的。
沈德潜评这首诗说：“蕴含深远，不须语言之烦。”短短六句诗，起手写情，布景出人，景里含情；中间两句，人物有确定的环境、身分和身世，而且绘影绘声，如见其人；最后点明主题，却又包含着许多意内而言外之音。诗人不仅不替她和盘托出，作长篇的哭诉，而且还为了增强诗的概括力量，放弃了看似具体实是平庸的有局限性的写法，从上述几种异文的对比中，便可明白这点。
诗人李白写过许多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长干行两首》就是其中杰出的诗篇。
长干是地名，在今江苏南京。乐府旧题有《长干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二载有古辞一首，五言四句，写一位少女驾舟采菱、途中遇潮的情景。与李白同时的崔颢有《长干曲》，崔国辅有《小长干曲》，也都是五言四旬的小乐府体，所描绘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男女青年的生活场景。这些诗歌内容都较简单。李白《长干行》的篇幅加长了，内容也比较丰富。它以一位居住在长干里的商妇自述的口气，叙述了她的爱情生活，倾吐了对于远方丈夫的殷切思念。它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深挚的情感的少妇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这是两首爱情叙事诗。第一首诗对商妇的各个生活阶段，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侧面的描绘，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诗人通过运用形象，进行典型的概括，开头的六句，婉若一组民间孩童嬉戏的风情画卷。“十四为君妇”以下八句，又通过心里描写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小新娘出嫁后的新婚生活。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更以浓重的笔墨描写闺中少妇的离别愁绪，诗情到此形成了鲜明转折。“门前迟行迹”以下八句，通过节气变化和不同景物的描写，将一个思念远行丈夫的少妇形象，鲜明地跃然于纸上。最后两句则透露了李白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阕诗的不少细节描写是很突出而富于艺术效果的。如“妾发初覆额”以下几句，写男女儿童天真无邪的游戏动作，活泼可爱。“青梅竹马”成为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又如“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写女子初结婚时的羞怯，非常细腻真切。诗人注意到表现女子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变化，而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再如“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通过具体的景物描写，展示了思妇内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动，深刻动人。
第二首诗与第一首诗同是写商妇的爱情和离别的诗。第二首诗恰似第一首诗中的少妇风尘仆仆地划着小船来到长风沙的江边沙头上等候久别的丈夫。此诗在描述女子情感脉络上非常细密柔婉，像是山林中的清泉涓涓流畅而又还回曲折，给读者留下数不清的情韵，把少妇的闺怨描写得淋漓酣畅。这首诗中，诗人用“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两句便将女主人公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五月南风兴”以下四句交代了诗中丈夫的行踪。“昨日狂风度，吹折江头树”则表现了她对夫婿安危的深切关怀，最后，“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江。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以少妇感怀身世的方式将满腔离愁别恨渲染得恰到好处。这首诗将南方女子温柔细腻的感情刻画得十分到位。全诗感情细腻，缠绵婉转，步步深入，语言坦白，音节和谐，格调清新隽永，也属诗歌艺术的上品。
但是，与第一首诗相比起来，第二首诗显得要稍逊一筹。第二首诗与其他描写闺怨题材的诗一样，是从少妇时期入手， 而第一首诗却别出心裁，偏偏从童年时期的两小无猜写起，李白在此诗中打破了陈规，自出机杼。它通过描绘出的一副副生活场景 ，精心渲染环境气氛，使得人物性格更加生鲜自然，显示出完整性和独创性。一连串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几乎显示了女主人公的一部性格发展史。这些是第二首诗所没有达到的艺术高度。
透过第一首诗典型化的语言，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商人小妇形象。这就是典型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赞美这首诗是最贴切不过了，相形之下，第二首诗略显平庸，一则在于它的遣词用句没有前者的创新性，二者它的叙述方式没有摆脱掉其他相同题材诗歌的影子。它更加注重愁怨的描写，而第一首的最后两句“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则带有一丝脱离封建礼教的解放色彩。因此，第一首诗塑造的人物更加鲜明饱满，更令读者喜爱。
《长干行二首》的风格缠绵婉转，具有柔和深沉的美。商妇的爱情有热烈奔放的特点，同时又是那样地坚贞、持久、专一、深沉。她的丈夫是外出经商，并非奔赴疆场，吉凶难卜；因此，她虽也为丈夫的安危担心，但并不是摧塌心肺的悲恸。她的相思之情正如春蚕吐丝，绵绵不绝。这些内在的因素，决定了作品风格的深沉柔婉。
开得鲜艳的荷花预示着吉祥，笔直的立在水面上。一支孤茎引出一抹绿，两朵花共同分开两抹红。荷花秀丽的颜色仿佛歌女的容貌，馥郁的香气如舞衣下的微风。这两朵莲花必然会互相思念，况且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首联展现荷花动态之美，颔联为荷花着色，颈联与人作比，极写荷花的色、味，尾联是点睛之笔，揭示主旨，表达两心相悦的情感。
这首词题作“桃花”，借写桃花而诉说了一段香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将咏花与怀人结合起来。
“东风著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开篇便是桃花的动人形象。春光明媚，暖风骀荡，小桃初绽，俊俏芬芳。“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三句作者以人比花，展现桃花的鲜丽可爱。朵朵桃花，娇嫩鲜美，红香翠意，争艳窗扉，这不恰似浓施粉黛、娇痴似醉、斜倚朱扉的佳人？“腻”字突出了红色之艳，“醉”写出来小桃的妩媚，作者比喻巧妙，别出心裁，却又妥帖自然，精当到位。这样着笔，不仅赋予静物人的丽质和生气，也为下文由花捕写人作了铺垫，再带出“记年时”自然水到渠成。
“记年时”到“脸薄拂燕支”都是对佳人的追忆，作者以细腻的手笔铺叙开来。那时，春光旖旎，暖意融融。芳草萋萋，垂柳袅袅，词人正策马而驰，不经意间瞥见了佳人清隽的脸庞，在临水的岸边，隐隐与桃花相腻，娇颜新妆，风情万种，他遂“玉勒争嘶”，驻足痴望。“认蛾眉凝笑”两句是佳人的优雅形象，她婉转蛾眉，笑靥如花，略施粉黛，风姿绰约，令作者钟情倾心。但是，作者忽而插入一句“绣户曾窥。恨依依”，值得细细品味欣赏。这暗含了他与佳人曲折的爱情经历，“绣户曾窥”是他寻访、追求佳人的画面；“恨依依”则写他寻人不遇或未能如愿的落寞心绪，作者用语隐约含蓄，正暗合他当时的幽微心绪。
下阕由回忆转入现实。“共携手处”三句凄凉幽曲，透露出今昔迥异。当初桃花娇艳馥丽，而今却已香薄似雾、落红随步，失去了往日的美妙风情，直教人怜惜。作者不南埋怨起春之迟暮，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伤感。“销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是此时词人的怀抱，佳人不见，恋情已远，他却依旧执著追忆，在离愁别一服中变得憔悴。
“旧日堂前燕”一句出自唐刘禹锡《乌衣巷》，但作者转化其意，突出的不是“飞人寻常百姓家”的世事变迁，而是“和烟雨，又双飞”的清冷孤单。燕子还能双宿双飞，形影不离，而人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对比强烈，摄人心魄。“人自老”三句，又是萧瑟之笔，春光仍好，人却已老去，仕期也只有求诸梦里。“前度刘郎，儿许风流地，化也应悲”暗用了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义来。”其中也暗含刘晨重入天台山的典故，又一次扣住桃花，抒发了物是人北的伤逝。经过一番缠绵往复的咏叹，作者最后结以“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点明了往事堪哀、旧梦难续的主题。“武陵”的出现并不突兀，还是运用的刘晨上天台山的典故，他曾误入武陵溪，后多称他为“武陵人”，如“晨肇蓖来路已迷，碧桃化谢武陵溪”（唐工涣《惆怅诗》），所以这仍与题目“桃花”天合。词人早构建了心灵的美好桃源，承载着他全部的梦，但住一片茫茫的暮霭中，望穿了武陵溪水，也找不回当时的曼妙温情。
本词以桃花始，以桃花终，咏花与写人交织衬腻，借物抒情，借物怀人，情致婉曲缠绵，语言妩媚动人。词中，词人的回忆也随着季节不断更换，这种时空流转的写法，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
这三首诗，都是写秦嘉奉役离乡，想与妻子留别，但妻子因病不能回来相见。本来，奉役远别，已是令人感伤之事，又不能与爱妻留别，那更是悲上生悲，因此作诗三首以表达对妻子的依依惜别，苦苦思念之情。
第一首诗歌以议论开头，首先大发对人生的感慨：“人生譬朝露……欢会常苦晚。”诗本应该靠形象思维，此四句却为逻辑思维，这样写一般是容易破坏诗情的，然而这里不仅没有，反而增强了此诗的艺术效果。究其原因，是议论中带着强烈的情感，字字浸血，深切感人，情感的氛围被这四句话造得浓浓的，呈现出直抒胸怀式的议论。而且四句话从大的范围高度概括了人生的短暂和艰辛，使全诗提到一个重要高度来认识诗人和妻子的不能面别之事，给全诗造成一种高格境界。诗歌由虚到实，由议论到叙事，紧接着就将自己未能和妻子面别的前后经过叙写出来。自己要“奉时役”，要和自己的妻子相距一天天遥远，遣车想让妻子回来面别，谁知妻子竟不能回来，看到妻子捎来的信，心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痴坐空室，长夜不眠。这段叙述不事假借，不用比兴，只是敷陈其事，但由于叙事中处处含情，字字有情韵，情深意浓。另外由于在叙事时能选取有特征的事物，如写车子的“空往复空还”，看信时的“情凄怆”，临食时的“不能饭”，空房中无人“劝勉”，直至心怀，潸然泪下，不抒情而情自溢于言外。
第二首起笔突兀，以向皇灵发问，一下子将情感推向高峰。人在悲伤的时候，常常要埋怨苍天和神灵。屈原放逐，作《天问》篇，一口气向苍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也呼喊“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秦嘉在这首诗中开头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既然“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那为什么“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为什么“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作者忿忿不平的心情一下子达到高峰，给全诗定下情感的基调。下面稍作收煞，用和缓的语气，如泣如诉，表达离别之情。或通过比喻：“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表示这一去不管道路远近，中间都有种种阻拦，使他和妻子难得相见。或寓情于景：“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感觉到当时高山像起了愁云一样，连深谷中也像发起一阵悲风，以此造成凄清的气氛。或寓情于物，说好马也不听使唤了，车在途中不肯前进。种种主观感受，使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依依惜别的感情色彩。后四句直抒胸怀，又使情感激起一个高潮。“针药可屡进”，而连续不断的愁思是难以忍受的，然后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从而使全诗的惜别之情得到与前面一致的表现，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第三首一开头就造足了起程的气氛。室外，车夫已经赶到，车铃声响起。并用叠字“肃肃”“锵锵”来形容赶车的速度，扬和铃的声音，有匆匆欲行之感。室内却是另一番情景：诗人束带整装，准备起程，再回过头看空房，只能在想像中依稀见到妻子的容貌和形体，在这奉役远行之时，不能与妻子面别，诗人起坐不宁，室内室外，情形不同，但都统一于“起程”，使起程的气氛造得浓浓的。诗人还用赠礼表达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宝钗、明镜、芳香、素琴都是秦嘉临行前留赠妻子的。秦嘉在《重报妻书》有云：“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绷，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可见这四样东西之珍贵。由于珍贵，自然表达了作者的一片心意。然而作者仍然感叹《诗经·木瓜》中应当拿更好的东西报答对方，自谦地认为：妻子过去赠给自己的东西很珍贵，很多，自己赠给妻子的东西仍然显得很少，很不值钱，因此不能报答妻子对自己的深恩，但可贵的是可以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惟其珍贵却自谦，才更显出诗人的爱是无私的，是极其深厚的。这种一层深似一层的表现方式，又比《诗经·木瓜》篇更胜一筹，得到了更为理想的艺术效果。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浪漫色彩
曹植在诗歌和辞赋创作方面有杰出成就，其赋继承两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吸收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周洪亮主编的《璇玑辞》选用曹植《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段落层次
《洛神赋》全篇大致可分为六个段落，第一段写作者从洛阳回封地时，看到“丽人”宓妃伫立山崖，这段类话本的“入话”。第二段，写“宓妃”容仪服饰之美。第三段写“我”非常爱慕洛神，她实在太好了，既识礼仪又善言辞，虽已向她表达了真情，赠以信物，有了约会，却担心受欺骗，极言爱慕之深。第四段写洛神为“君王”之诚所感后的情状。第五段“恨人神之道殊”以下二句，是此赋的寄意之所在。第六段，写别后“我”对洛神的思念。
突出特点
特点一，想象丰富。想象到：他从京城洛阳启程，东归封地鄄城。途中，在洛川之边，停车饮马，在阳林漫步之时，看到了洛神宓妃，她的体态摇曳飘忽像惊飞的大雁，婉曲轻柔像是水中的游龙，鲜美、华丽较秋菊、茂松有过之，姣如朝霞，纯洁如芙蓉，风华绝代。随后他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托水波以传意，寄玉佩以定情。然她的神圣高洁使他不敢造次。洛神终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与之相见，倾之以情。但终因人神殊途，结合无望，与之惜别。想象绚烂，浪漫凄婉之情淡而不化，令人感叹，愁帐丝丝。但这想象并不离奇，是有感于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两篇赋而作。
特点二，词藻华丽而不浮躁，清新之气四逸，令人神爽。讲究排偶，对仗，音律，语言整饬、凝炼、生动、优美。取材构思汉赋中无出其右。
特点三，传神的描写刻画，兼之与比喻、烘托共用，错综变化巧妙得宜，给人一种浩而不烦、美而不惊之感，使人感到就如在看一幅绝妙丹青，个中人物有血有肉，而不会使人产生一种虚无之感。在对洛神的体型、五官、姿态等描写时，给人传递出洛神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同时，又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高洁。在对洛神与之会面时的神态的描写刻画，使人感到斯人浮现于眼前，风姿绰约。而对于洛神与其分手时的描写“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来鸣鼓,女娲清歌。”爱情之真挚、纯洁。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以致离别后，人去心留，情思不断，洛神的倩影和相遇相知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浪漫而苦涩，心神为之不宁徘徊于洛水之间不忍离去。
苦闷之情
产生苦闷之情的原因有三：
1.人神有别，有情人不能成眷属；
2.“洛神”是他的精神寄托，但她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现实中难以找到，失落无限；
3.以此赋托意，他不但与帝王之位无缘还屡受兄弟的逼害，无奈之余又感到悲哀和愤懑。
艺术价值
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诣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形诸楮墨，为书苑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又将其搬上了舞台，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出。至于历代作家以此为题材，见咏于诗词歌赋者，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可见曹植《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