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愚笨的人，有一天到一个很远的朋友家里去。主人便很殷勤地招待。并煮了好几道好菜招待这位客人，可是忘了放盐，所以每道菜都淡而无味。这位客人对主人说：“你今天烧的菜都很名贵，可是淡了一点，所以不太好吃。”主人说：“啊！我忘了放一样东西！”于是到厨房拿了些盐，放进每一道菜，搅拌了一会儿再请客人尝尝，这回每道菜都很美味可口。问主人说：“你放了些什么，菜就那么好吃？”
主人说：“放盐呀！之所以每样菜都好吃，是因为有盐，盐是百味之源。”傻人以为盐嫌然那么好吃，回去每餐都买盐来吃好了，省得煮那么多菜。于是到了街上买了一大包的盐，回到家里急忙打开，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苦涩不堪，以为是被那位亲戚骗了。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此诗中作者以高大挺拔、不畏霜雪的青松形象为喻，歌颂了在黑暗、腐朽、反动势力强大压力之下，不肯同流合污、傲岸不屈的君子。而以只能在春光中“卖阳百”的桃李作比，讽刺和嘲笑了那些只会阿附权贵、随波逐流的历史小丑，指出他们虽能取媚炫赫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碧叶成黄泥”的可悲下场，绝没有好结局。
诗分三层来写，每四句表达一层含义。“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首四句以青松之傲岸，喻君子之高风亮节。太华，指西岳华山。微飙，微风。这四句表面是说：西岳华山之上，生长着高大的青松。它巍然挺立，不畏风雪严寒。大自然赋予它百尺高的躯干，微风岂能将它吹弯吹折?实际意义则是，真正的正直之士，都是些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人，面对腐朽势力的迫害毫不畏惧。他们耿介正直，与生俱来，永不更改，绝不动摇。诗人用“长”、“亭亭”、“百尺高”来描绘着青松的形象，显示出其生长于高峻雄伟的名山之上挺拔傲岸之姿。以此象喻君子坦荡的胸怀、正直的德行、耿介的性格、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而“岂为微飙折”一句，以反诘作颂语，顿挫有力，表现出诗人对丑恶势力充满蔑视的鲜明态度。
接下来四句，写与青松形象恰恰相反的桃李。“桃李卖阳百，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桃李之花在阳光明媚、天气晴暖、春风和煦的日子里来卖弄自己鲜百的姿容和美色，走路由此经过的行人莫不被其迷惑。然而，本质使然，当春光逝去之后，花儿褪色、凋零，乃至秋风起，便连碧叶也飘落得荡然无存，全都化作尘泥了。这里，以桃李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投靠、钻营投机、取悦权贵而得逞一时的小人，他们虽然暂时占据春光，得意非凡，使人们一度为假象所迷惑，以为他们会永远春风得意。但是一旦“春光扫地尽”，小人们所依附的权贵犯科、倒台，他们所依仗的腐朽势力大势已去，那么，这些人也就会“树倒猢狲散”，随之彻底完蛋。最后只落得个“碧叶成黄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可悲下场。
桃李和青松，诗人是以对照的方式来描绘的。以松树的挺直，衬托出了桃李的低矮、卑琐、弯曲；以松树的凌霜傲雪，衬托出了桃李的畏风畏雨；以桃李的卖弄阳百，来反衬松树的刚正不阿；以“花、叶成泥”，来映衬青松的四季不改其容、千载仍挺立、雪压霜摧不失其青翠本色的坚贞个性。这种对比的写法，通过相互映照、反衬，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从而不仅节省了许多笔墨，也言简意赅地逐层揭示了题旨，给人以非常深刻豹印象。是非曲直异常分明，使人一望而知，马上便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诗人奉劝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希望他能够学习松树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而千万不要象桃李那样，靠着趋附时势而娇百一时。作为监察御使，更应坚持真理，即使受到打击和挫折，也决不改变志向。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有所作为的人。“受屈不改心”，这是李白在唐玄宗统治集团黑暗统治之下，坚持进步政治理想的决心，也是向打击、迫害他的腐朽权奸的勇敢挑战，对黄裳之流的讽刺与规劝。
这首诗政治针对性较强，立场鲜明坚定，讽喻辛辣而刺意直切，使人读之，对作者的观点一目了然。但是，因为较为直白，因而思想内涵不够丰富、浑厚、博大，认识的深度也略有欠缺。艺术上，首四句写青松，次四句写桃李，末四句为劝戒之语，形式整饬，结构完整，形象对比鲜明。吕居正《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近质野处……鲁直诗太尖新太巧处……”可见艺术欣赏不应专看其优点，也应知其不足。李白此诗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此诗与他的那些想象丰富、笔力劲健、情感充沛的回肠荡气之作风格有异，在表达正确思想的同时，艺术感染力略显逊色。
小长干，属长干里，遗址在今南京市南，靠近长江边。长干曲，乐府杂曲歌辞名，内容多写长干里一带江边女子的生活和情趣。崔国辅的《小长干曲》内容也如此。
这是一首表现古时江南青年男女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小诗。全诗风格清新，语言晓畅，于平淡自然中见含蓄委婉，很耐人寻味。
“月暗送湖风”，诗一开头，即点明时间是夜晚，地点是湖滨。月暗，不是没有月光，而是月色暗淡；湖风用“送”，带有舒展、爱抚的感情色彩，切合小伙子此时的感受。因为他很兴奋、很欢快，湖风吹到他的身上就显得特别轻柔，好像大自然特意为他送来的一般。这一句五字，勾出了一幅月色朦胧、湖风轻拂的艺术画面，造成了一种优美而颇具神秘色彩的环境气氛。
在这富有诗情画意的水乡湖滨，一位年轻人，踏着月色，沐着凉风，急忙忙、兴冲冲地走着。但是夜色暗淡，道路难辨，走着走着，突然路被隔断了。“相寻路不通”，侧面点出了菱湖之滨的特点：荷塘满布，沟渠纵横，到处有水网相隔。这个小伙子事先并未约会，只因情思驱使，突然想会见自己的恋人。一个“寻”字，传出了其中消息，使整个画面活了起来。
正在焦急踌躇之际，优美动听的菱歌吸引了小伙子的注意，他侧耳谛听，仔细辨别是谁的歌声。彻，本为不尽之意，这里用来形容菱歌的时断时续，经久不息，同时也描摹出歌声的清脆、响亮。姑娘们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憧憬，读者能从这歌声中想象出那采菱姑娘天真活泼、娇憨可爱的神情。
听着听着，小伙子又眉开眼笑了，知道自己的意中人，就在那不远的荷塘中。“知”字十分传神，不仅表现了小伙子心情由焦急到喜悦的变化，而且点明小伙子对姑娘了解得非常透，甚至连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非常熟悉。读者正可从其知之深推测其爱之切。
全诗在结构上符合起承转合的特点。首句以“月暗送湖风”起兴，开门见山，交代了事情的大致时间和起因。次句“承”，承接首句，陷入“相寻”却“路不通”的窘境。三句“转”，菱歌不停辍，反复吟唱，进而打破“相寻路不通”的僵局。末句“合”，合拢全诗，发现那人在荷塘边，豁然开朗。
短短的一首抒情诗，能写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和思想活动，并有起伏、有波澜，给人以层出不穷之感。若非巧思妙笔，匠心独运，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