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自己为了生活不辞辛苦“戮力东林隈”的劳动过程。当他看到丰收在望时，想起了自己已经渡过了十年艰苦的农耕生活，心情是自豪的。
前六句是写见到下溪田丰收时的心情。“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的愿望和司田是一致的，这使他很觉得欣慰。看来这“寄声”与诗人的司田也是他的一位朋友。诗人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位任司田的朋友，是表示自己的农耕生活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并且对社会生产有积极的意义。这是陶渊明农业社会理想和务实精神的表现。接下去就写诗人怎样鸡一叫就到荒山去劳作，从而领略了山中的晨景。“饥者欢初饱”，这是多么深切的生活体验，没有亲身尝过饥饿的味道，就不知这“欢视饱"是怎么回事。正是为了求得一饱，他才天不亮就去劳动：进山是随着山势和河谷的迂伺划船前进的。山里很荒凉；听得见猿的哀啼。凄凉的夜风随着残夜逝去了，鸟儿歌唱善迎接早晨的到来。这是一个多么寂静清冷的早晨他想到自己十年的农耕生活。十二年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初衷，付出了自己大好的年华这时陶渊明已五十岁了，老之将至，他怎能不感慨万分。诗的最后一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遥谢荷榛翁，聊得从君栖”，致意古代隐居躬耕的先哲，我也在追随着您呢。诗人心目中有理想，有信念，有榜样，这就是他固穷守节，虽老死田野也终不反悔的原因。
这首诗比前期的田园诗更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农耕生活的实际情形，同时也说明，陶渊明的务农，并不只是作了个样子而已。特别是在后期，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赖以生存。这时他的田园诗中纪实的成分就多了，而不象前期那样情趣盎然，那样富于浪漫谛克。可是他并不抱怨生活的艰辛，在述其艰苦之中仍然时时表现出对生活和对自然景物的热爱。
诗的前八句纯以议论出之，点明此番出游的缘由。诗人借对前事的评述逐渐抽绎出自己的思绪来。头四句以齐景公和周穆王作为一反一正的比照：春秋时的齐景公，曾登牛山而流涕，哀人生之短促，而其用以补偿的却是加倍地贪恋宫室狗马之乐；周穆王为追求赏心乐事，则乘八骏西游，在昆仑瑶池与西王母尽相见之欢。前者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中，未免辜负了那一瞬间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说“牛山空洒涕”；后者在远游中实现了生命的延长，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欢乐，所以说“瑶池实欢悰”。这一“空”一“实”的用语，已逗漏出作者的主意所在。次四句归到自己身上，作进一步申说。“年迫”两句说岁月流逝，山望成空，惟有在与自然亲切晤对的远游中，才能使心胸豁然畅通。“大宝”两句说：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摆脱“年迫”之苦，更何况像我这样被迁谪至海隅的失意者呢！言下则企羡远游之情已昭然可见。诗的前八句，用笔至为工稳细密：写齐景公事以“遄台”和“牛山”并举，因两者均在今山东淄博一带，位置相邻；写周穆王事以“紫宫”和“瑶池”并举，因两者原意指天帝和神仙的居所，字面相近。后四句虽已转入夫子自道，而在字面上，“年迫”犹承齐景公牛山之泣一事，“游远”犹承周穆王西游之事，“大宝”义兼二君。意虽转而语犹承，从中可见大谢诗的“法密机圆”（方东树语）之处。
诗的后八句写登临的所见和所感。“羁苦”、“观海”两句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盘屿山在浙江乐清市西南五十里，滨海，故登山可以观海。而此番登临，原是因不耐客中寂寞故来寻求安慰，非同一般的流连玩赏，这就为下文的虚拟之笔预设了伏笔。诗人写景，只用了“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两句，从空际着笔，极写海之浩渺无涯。这两句在突出大海辽阔无际的同时，也写出了其吞吐无穷的容量和汹涌澎湃的动势；而置于句首的“莫辨”、“谁知”，又将诗人的惊异、赞叹之情倾泻无遗。诗人以大刀阔斧的疏朗之笔展示出极为恢宏的气象，不仅切合海的性格，也使全诗至此精神为之一振。而紧接着的“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又在转眼之间将实景翻作虚景。按采菱曲为楚歌名，“含颦容”则从西施“病心而颦”的故事化出，这里借指越女，所谓“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王融《采菱曲》），这楚歌越声在大谢诗中乃是和归思相联系的。谢灵运有《道路忆山中》诗云：“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可移用为此诗注脚。“依稀”、“仿佛”四字已明言这并非实有之景，而在眺望大海之际，忽闻乡音，忽见乡人，正是由思乡心切而生出的幻觉。这一神来之笔，把主人公深沉的情思呼之欲出。既然“羁苦”之情不能在观海之际释然于胸，那么也就只有在继续远游中才能聊以排遣，诗的末二句正是以展望未然来收束的。诗的这一部分以虚实交互为用的运笔烘托出内心的波澜，把主人公为苦闷所迫而又无计解脱的心绪表现得十分真切而自然。
这首诗大半都用对偶句组成，却无板滞迂缓之弊。原因是诗人的精心结撰之处，并不限于区区一联，而是将之置于全篇的结构之中，注意彼此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如首四句从字面看分为上下两联，而在用事上则以一三、二四各说一事，显得错落有致。五、六两句虽自成一联，而它们又分别和前四句勾连相承。“莫辨”以下连用六个偶句，而以句首的不同用词又可分为三组，这又是与内容的虚实转换互为表里的。
这是一首和诗，刘绘、萧衍所作的和诗主旨均为一般男女相思之作。刘绘“佳人不相见，明月空在帷”托意思妇，萧衍“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也是思念良人之作。而这首诗特点在于写征人思家情绪，并描绘了边塞风光。
首两句“西征登陇首，东望不见家”。陇首，表明抒情主人身份是征戍之人。远征在外，登大陇山东望而见不到故乡的情景，领起全篇。三、四句承接“望”字，东望不见家，见到的是边关景物，塞上风光：“关树抽紫叶，塞草发青芽。”草木抽叶发芽，意味着时序变换，春到人间，紫叶、青芽，色彩新美。边地异域风物变换触动征人的乡思。五、六两句，用设想推开出去，宕出故乡景象来：“昆明当欲满，蒲萄应作花。”春天到来，冰融雪化，江湖水满，征人想象故乡当是春池水满，景色宜人，比起关塞来另是一种风光。内地比边塞暖和，引进的葡萄该已开花。那葡萄开花的庭院里，居住着眷念边塞的亲人。多少往事堪回想，家中一切，今又如何，本是虚写之笔却如此具体亲切。最后两句“流泪对汉使，因书寄狭邪。”正在急切思念家园的时候，见到朝中派来的使者，不禁热泪长流，请他捎去深情的书信，转达到我那望不见的家园。
全诗起承转合，章法严谨，情景相融。虚实并举，文辞精拔；韵律和谐。唐封演《闻见录》载：“周颞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恭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字，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这首诗正属于永明年间出现的佳作，所谓永明体诗歌。音调之美是永明体诗歌的首要条件，沈约言：“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为文。”如果以浮声理解为平声，切响理解为仄声的话，此诗所有诗句均做到了“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如首两句“平平平上上，平去入去平”，四声变化有节，发音轻重协调，若第九字“见”为平声，则完全符律句要求。从句法结构上看，中两联已是对句，若在声律上稍作调整，就与五言律体无异。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