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是一首情深意切的寄怀诗，诗人以生动真切的笔触，抒发了思念儿女的骨肉深情。诗以景发端，在读者面前展示了“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的江南春色，把自己所在的“吴地”（这里指南京）桑叶一片碧绿，春蚕快要结茧的情景，描绘得清新如画。接着，即景生情，想到东鲁家中春天的农事，感到自己浪迹江湖，茫无定止，那龟山北面的田园不知由谁来耕种。思念及此，不禁心急如焚，焦虑万分。春耕的事已来不及料理，今后的归期尚茫然无定。诗人对离别了将近三年的远在山东的家庭，田地，酒田，桃树，儿女，等等一切，无不一往情深，尤其是对自己的儿女更倾注了最深挚的感情。“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他想象到了自己一双小儿女在桃树下玩耍的情景，他们失去了母亲（李白的第一个妻子许氏此时已经去世），此时不知有谁来抚摩其背，爱怜他们。想到这里，又不由得心烦意乱，肝肠忧煎。无奈之下，只能取出一块洁白的绢素，写上自己无尽的怀念，寄给远在汶阳川（今山东泰安西南一带）的家人。诗篇洋溢着一个慈父对儿女所特有的抚爱、思念之情。
这首诗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艺术特色，就是充满了奇警华赡的想象。
“南风吹归心，飞堕酒田前”，诗人的心一下子飞到了千里之外的虚幻境界，想象出一连串生动的景象，犹如运用电影镜头，在读者眼前依次展现出一组优美、生动的画面：山东任城的酒田；酒田东边一棵枝叶葱茏的桃树；女儿平阳在桃树下折花；折花时忽然想念起父亲，泪如泉涌；小儿子伯禽，和姐姐平阳一起在桃树下玩耍。
诗人把所要表现的事物的形象和神态都想象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折花倚桃边”，小女娇娆娴雅的神态维妙维肖；“泪下如流泉”，女儿思父伤感的情状活现眼前；“与姊亦齐肩”，竟连小儿子的身长也未忽略；“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一片思念之情，自然流泻。其中最妙的是“折花不见我”一句，诗人不仅想象到儿女的体态、容貌、动作、神情，甚至连女儿的心理活动都一一想到，一一摹写，可见想象之细密，思念之深切。
紧接下来，诗人又从幻境回到了现实。于是，在艺术画面上读者又重新看到诗人自己的形象，看到他“肝肠日忧煎”的模样和“裂素写远意”的动作。诚挚而急切的怀乡土之心、思儿女之情跃然纸上，凄楚动人。
全诗由见吴人劳作而思家里当是春耕时节，继而对家中的桃树展开描写，随即由树及人，抒发对儿女的一片想念之情。结尾点明题意，表达寄托思念之意。全篇如同一封家书，言辞亲切，充满关爱之情。
毋庸置疑，诗人情景并茂的奇丽想象，是这首诗神韵飞动、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过去有人说：“想象必须是热的”（艾迪生《旁观者》），意思大概是说，艺术想象必须含有炽热的感情。读者重温这一连串生动逼真、情韵盎然的想象，就不难体会到其中充溢着怎样炽热的感情了。如果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黑格尔语），那么，李白这首充满奇妙想象的作品，是无愧于真正的艺术创造的。
此诗标题中“初”就是关键字眼。而第二句中“豁”则是抒情字眼，蕴含着诗人的喜悦之情。这是一首写山的诗，却没有采用常见的“开门见山”的写法，而是为山的出场先做下了一系列的铺排，诗人所见的对象——嵩山直到末句才出现，增添了嵩山的神秘感。“数峰清瘦出云来”，是此诗最精彩的一句，但如把这一句提前，让嵩山一开始就露面，诗的意味就会变得索然。诗人巧妙地激发了读者急于相见的欲望，使嵩山在千呼万唤中隐现，而其一旦出场，全诗便在高潮中平稳结束，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诗人首二句不是写嵩山，而是从作者仕途失意落笔。“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作者奔走风尘，在困顿和疲惫中，全赖青山使他的情怀有时能得到短暂的开豁。这样，青山便在未露面之前先给了人一种亲切感，引起人们想见一见的愿望。一个“困”字，形象的展现了诗人疲劳困顿的精神状态，以及空怀一腔抱负在官场中左冲右突，却不得施展的惨淡景象。
第二句宕开一笔，转而去写奔波中的一点安慰，晓畅的语言骤然拉近了诗人与山的距离。青山的出现不仅使诗人得到精神的满足，更是一种自然流畅的情感寄托，吸引读者同诗人一样抬头绰望。所谓”近山而志高”，在这里，诗人对青山的亲近实际上就是对高洁傲岸的人格操守的亲近，也是对含蓄豁达的人生态度的亲近。
第三句“日暮北风吹雨去”，为嵩山的出场渲染了气氛。“日暮”言天已傍晚，落日余辉中更见嵩山的深幽巍峨。“北风吹雨去”，嵩山在风侵雨蚀后愈加清新朗润，但这只是诗人的想象，未见嵩山，心中已对嵩山的景象做了一番描摹。诗人采用渲染的手法，为嵩山的出现展开序幕。
前面一系列的铺垫成就了第四句的点睛之笔，“数峰清瘦出云来”，全诗只有这一句写嵩山，但诗境格外豁朗。嵩山终于在层层浮云中耸现出来，它一出现便淡化了所有的背景，其峭拔清瘦的形象是那么的清晰明朗，其高洁超脱的姿态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因而深得作者的喜爱和赞美。“出云来”三字抓住嵩山从云端现出的一刹那，表现出诗人的满足与喜悦，并紧扣“初见”二字。诗中鲜活清晰的意象往往是诗人情感的外化，寄予了诗人一定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在这里，诗人精心挑选了“清瘦”一词来形容嵩山，写得有血有肉，极富灵性，不只赋予嵩山以人的品格、人的风貌，更体现了作者的人格操守与精神追求，引人想象雨后嵩山的特有韵味和诗人得见嵩山后的一番情怀。至此，全诗感情达到最高潮，全诗平稳结束，却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篇诗作写的对象是嵩山，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表现诗人自己。人们在精神上以什么作为慰藉，往往能见出志趣和品格。困顿于仕途，赖以慰藉情怀的是嵩山，诗人的情志也表现了出来。同时山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艺术作品里，也往往受作者的主观感情支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这里有着主观感情对象化的问题。此诗用“清瘦”形容嵩山，不光是造语比较新奇，而且在诗人审美意识活动中也反映了他的精神气质与追求。中国士大夫中一些高人雅士，正是常常留给后世以清瘦、清竣的印象。如王维给孟浩然画像，“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就是典型的清瘦。因此，“数峰清瘦出云来”，虽是写嵩山，却又是人与景物融而为一，体现了诗人感情的外化。这首诗，将嵩山的面貌以及诗人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现给了读者，达到了一种物我相融的境界。
从艺术技巧上看，该诗渗透着醒豁通透的人生态度，拥有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色，又将自己刚毅超脱的品行与之融为一体，是张耒诗风的全面写照。
《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