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辞写屈原被放逐以后对楚国黑暗世道的怨愤。作者罗列社会人事、花鸟禽兽、神仙传说等多种意象,细致描绘并沉重地抨击当时的局势。同时也刻画了作者的矛盾心理——既想藉此远走避世隐居,又怕名誉上受损;并且无法忍受君王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辞以屈原的口吻来书写,表达出一种伤痛的情绪,生动展示了主人公立场坚定与矛盾的内心世界。
全辞可分三部分。
从开头至“虽有八师而不可为”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世道的浑浊黑暗,并指出其原因载于贪浊之人当道,廉洁之人贝谗受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不论是非,不变忠佞,风俗毁誉,高下参差了。故辞一开头就在“世道”二字上着眼,说“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嵾嵯”。
具体而言,一是黑白不分,纯洁的日见其少,以致消灭;龌龊的日见其多,以致繁盛。可见贤者不重用,愚者进在显位,世风之日下可叹。
二是贪狠之人如“枭鸮”这已成群结队、组成联盟,而廉洁之士如“玄鹤”者反敛气节而退隐。可见黑暗势力的强大。
三是佞谄小人如“蓬艾”、“马兰”者受到君王的亲近,以这些杂草比喻其踊跃欣喜之状。而忠贞之士如“药芷”、“杜衡”者反被抛弃。可见上不任贤,世风之日下已无可奈何。至此辞人发出感叹:周朝用贤之道于今已“芜秽而险巇”,高阳古帝之德也遭“点灼而毁议”。可见世风之日下,已到了难以评说、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二部分至“孔子过之以自侍”,写屈原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决态度,希望一遇闲人明主,以救世风。屈原态度之坚决,志之不可夺,辞用比兴手法加以衬托,有如皇天之“保其高兮”,后土之“持其久”。接着写他“偏与乎玄英异色”的志趣。世道亲近小人,斥逐君子,正如喜爱丑女“嫫母”而排挤美女“西施”,绝不当日侍左右的“嫫母”、“勃屑”。食禄之臣居高位,享厚禄,而妄行佞谄,必将失其位,正如蠹虫依桂树,食芬芳,不知留止,而妄欲移徙,必将亡其所一样。人的洁身自好,不能变志而易行,以求禄位,必将穷困而终身,正如“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两相比较,言下之意,自己偏要做“蓼虫”而决不当“桂蠹”。然则“处湣湣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只有保持忠正之志,欲远去以求贤人明君。“骥踌躇於弊輂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可见屈原处浊世而而无人理解、欲救世风而不被重用才想到远行求贤,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屈原坚强的意志和态度。
最后一部分承上而来,古贤俊皆有所遇而“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转写屈原的遭遇和决心委命江流时的痛苦心情。
这一步分写了三层意思:
一是着重从小人得势角度写自身的遭遇。“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这些可思可哀可悲的事,无一不是因小人智少虑狭,承顺求媚,身居高位,以其愚心妄改前圣之法,背义谋私,妄造虚伪以谮毁贤人视贤人甚于草芥所致。
二是着重从君王亲谗角度写作者自身的遭遇。君王“亲谗谀而疏贤圣兮”,以美为丑;君王“愉近习而蔽远兮”,不变黑白,流放忠良,使贤人“不得效其心容”。而作者自己遭到流放也是因为这样。而小人的谗谄蔽明君王的亲信谄谀,又是互为因果表里的,这决定了时世之沉沦是势所必然的了。
最后一层则是着重从自身的遭遇写悲愤的心情,直至决心投降殉国作结。欲留不能,欲去不行,无路可走,陷入绝境地步。于是才推出“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其怨恨指甚,无以复加,字字血泪,疾痛惨怛。
此辞抓住屈原遭流放后思想感情中的一个“怨”字叙事抒情,这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怨世”而“悲其志”,进而想见其为人,既再现了屈原这一伟大爱国诗人的感人形象,又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崇高品质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于屈原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又谴责了世道的黑暗。在内容上,通过屈原的“怨世”而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国君“远巧佞,退贤言”、举贤任能密切相关,是可贵的。
首句写塞外大风掠地而过,将烧山的猎火吹得火势熊熊,从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这座山头连到那座山头。一方面显示了打猎场面的壮阔,另一方面也揭露边将沉湎于狩猎的情况。
次句接着写由于打猎之故,碎叶城城门大开,防守疏漏。碎叶城在今中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唐时属安西大都护府。“孤城”二字暗示碎叶城处在边防最前沿,孤立无援,形势严峻,对于能否扼守住边关,防止外敌之侵入,举足轻重,边将却骄奢轻敌,城门洞开地出猎而去,其危殆之势无异于引一发而垂千钧。诗人的焦虑和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三、四两句写在守卫烽火台的戍卒的阵阵欢呼声中,将军猎归,大获猎物。“烽子”,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紧急而举烽者也。”如今“烽子”不去守望敌情、举燃烽火,而去守候猎物、举燃猎火;不去呼报敌情紧急,而去欢呼猎罢归来,讥讽之意显而易见。
此诗写边将夜猎的场面,虽然背景壮阔,显得有声有色,但并不是为了歌颂,而是寄寓诗人对边防松弛的忧虑和对边将玩忽职守的警告。
首联, 一“初”字,道出了诗人对于惊蛰节气的喜爱。初,意味着春天的初次相见,带着期待与期盼,一切如纳兰容若所写的那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刚刚好,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又孕育新的希望。
颔联,桃花,鹰化为鸠,都属于惊蛰的三候现象。一候,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二候,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三候,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桃花”本来是为了对仗“老鹰”,为了照顾平仄,将“老鹰”对调成“鹰老”。于文义并无大害。“开”对“化”,“蜀锦”对“春鸠”,都是很工整的。
颔联的春意是浓烈的,自古吟咏桃花的诗作,是令人惊叹的。前有《诗经》,“桃花夭夭,灼灼其华”;唐有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宋有东坡居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有唐寅,“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当酒钱”等等。千古以来,桃花就代表了春的使者,令无数诗人灵感乍现,佳作迭起。惊蛰,不但叫醒沉睡的小动物们,也唤醒诗人们的灵感与才情。这大概就是惊蛰的魅力吧。除了一候桃花,惊蛰节气的另外两候信使也一并到来:“二候杏花,三候蔷薇”。因而,杏花春雨江南;满苑蔷薇香伏虎,半池柽柳水生魂,这些优美的词句,都是为了赞美惊蛰时节的春天。有桃花,杏花,蔷薇三君,春天就足以惊艳天下了。
颈联,充满生机与禅意。这时候,万事万物都拼命生长,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了老子思考的空间,孕育了他道家哲学的“无、有”思想。恒有欲,以观其缴;恒无欲,以观其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人类,也应该按照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现象,来看待处理我们身边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草木有萌发,就会有枯萎。所以,这样一个催迫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予老子提供了新的哲学概念。而无数文人墨客,也在这变化之中,期待着生命里的一场浪漫之旅。事实上,萌发的岂止是草木,更有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诗人看到这些萌芽儿,一个个都长得整整齐齐,仿佛在互相打招呼,一切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