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满庭芳》是秦观最杰出的词作之一。起拍开端“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雅俗共赏，只此一个对句，便足以流芳词史了。一个“抹”字出语新奇，别有意趣。“抹”字本意，就是用别一个颜色，掩去了原来的底色之谓。传说，唐德宗贞元时阅考卷，遇有词理不通的，他便“浓笔抹之至尾”。至于古代女流，则时时要“涂脂抹粉”亦即用脂红别色以掩素面本容之义。
按此说法，“山抹微云”，原即山掩微云。若直书“山掩微云”四个大字，那就风流顿减，而意致全无了。词人另有“林梢一抹青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的名句。这两个“抹”字，一写林外之山痕，一写山间之云迹，手法俱是诗中之画，画中之诗，可见作者是有意将绘画笔法写入诗词的。少游这个“抹”字上极享盛名，婿宴席前遭了冷眼时，便“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以至于其虽是笑谈，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作者炼字之功的赞许。山抹微云，非写其高，概写其远。它与“天连衰草”，同是极目天涯的意思：一个山被云遮，便勾勒出一片暮霭苍茫的境界；一个衰草连天，便点明了暮冬景色惨淡的气象。全篇情怀，皆由此八个字里而透发。
“画角”一句，点明具体时间。古代傍晚，城楼吹角，所以报时，正如姜白石所谓“渐黄昏，清角吹寒，都空城”，正写具体时间。“暂停”两句，点出赋别、饯送之本事。词笔至此，便有回首前尘、低回往事的三句，稍稍控提，微微唱叹。妙“烟霭纷纷”四字，虚实双关，前后相顾。“纷纷”之烟霭，直承“微云”，脉络清晰，是实写；而昨日前欢，此时却忆，则也正如烟云暮霭，分明如，而又迷茫怅惘，此乃虚写。
接下来只将极目天涯的情怀，放眼前景色之间，又引出了那三句使千古读者叹为绝唱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于是这三句可参看元人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天涯”，抓住典型意象，巧用画笔点染，非大手不能为也。少游写此，全神理，谓天色既暮，归禽思宿，却流水孤村，如此便将一身微官濩落，去国离群的游子之恨以“无言”之笔言说得淋漓尽致。词人此际心情十分痛苦，他不去刻画这一痛苦的心情，却将它写成了一种极美的境界，难怪令人称奇叫绝。
下片中“青楼薄幸”亦值得玩味。此是用“杜郎俊赏”的典故：杜牧之，官满十年，弃而自便，一身轻净，亦万分感慨，不屑正笔稍涉宦郴字，只借“闲情”写下了那篇有名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词意怨愤谑静。而后人不解，竟以小杜为“冶游子”。少游之感慨，又过乎牧之之感慨。
结尾“高城望断”。“望断”这两个字，总收一笔，轻轻点破题旨，此前笔墨倍添神采。而灯火黄昏，正由山林微云的傍晚到“纷纷烟霭”的渐重渐晚再到满城灯火，一步一步，层次递进，井然不紊，而惜别停杯，流连难舍之意也就尽其中了。
这首词笔法高超还韵味深长，至情至性而境界超凡，非用心体味，不能得其妙也。后，秦观因此得名“山抹微云君”。
诗的开头两句：“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霁是指雨后或雪后转晴。久雨初晴，诗人独自来到清澈的小溪旁，顺着弯弯曲曲的溪岸行走。好像是在暗喻他前半生的经历，如同在绵绵的春雨之中，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终于找到“愚溪”这块“世外桃源”。第三、四句：“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写他看到荒野中的清泉，忍不住举起手中的拐杖去试探深浅；并且将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把那些倒伏的嫩竹捆扶起来。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自己的行动。似乎是在自我表白：虽然独自一人被贬到永州，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利用手中的笔，去试探清泉的“深浅”，什么毁谤、诬陷与攻击，统统撇在了脑后；同时，还要对那些后学晚辈之类“嫩竹”，尽力给予关照与扶持。
第五、六句：“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写他以前经常为了功名利禄之类事情而沉吟不已，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光阴；但为了实现“利安元元”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又惧怕什么孤独与寂寞呢？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自己应该预料得到的结果。第七、八句：“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营营是谋求的意思；炎燠是指天气极热。这两句中的“幸”字和“静”字，特别耐人寻味。“幸”字是“有幸、幸运”的意思。写他“有幸”来到这里休养生息，应该大声唱着歌谣来对付特别炎热的天气。“许国不复为身谋”，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去奋斗，肯定会付出不少的代价。跟屈原以身殉国相比，跟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被赐死于贬所的王叔文相比，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人。“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
“静”字可以看作全诗的“诗眼”。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在柳宗元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他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用“拐杖去试探荒泉的深浅”，扶起“倒伏的嫩竹”，“以 动求静”；他用一种平和、恬静的心态，来对待炎热的“天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诗中所创设出来的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由于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而对世俗的淡漠，来自于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的结果。因而，他能够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与人生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所以，他觉得必须高高兴兴地去面对未来，敢于大声地唱着歌去迎接“炎夏”的挑战。
《夏初雨后寻愚溪》，跟他同时期的许多诗文都有所不同，格外豁达、乐观，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不再为日后的前程而困扰，给人一种“解脱世俗尘网的束缚、超越人世间烦扰与困惑”的崭新的精神风貌。他坚持了这种在困境中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使得困居“南荒”的十年，成了柳宗元生命里程中崭新的拼搏时期，铸就了唐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