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这首词是咏梅的，主要是用拟人手法描述所咏之物，也是在抒发对佳人的思慕之情。
词开头三句写其美，写其给人的总体印象。刘后村咏梅诗说：“世间尤物难调护，寒怕开迟暖怕飞”（《全芳备祖前集》卷一）作者说他所咏之物“旧传恐是，人间尤物”，使用“尤物”二字，一方面说明它是“物之绝美者”，另一面也暗示出所咏之物为梅。“收拾”二句写其来历。辛弃疾在《瑞鹤仙·赋梅》词中称梅有“瑶池旧约”，而在《念奴娇·题梅》词中又说：“不如归去，阆苑有个人惜”，均说梅同瑶池有密切关系。此处与之同意，言其所咏之物是从瑶池移到朱栏这边来的，是倾国仙姝，进一步暗示他吟咏的是梅。
“透户”三句写其特点。一是如姑射仙子，玉肌冰骨；二是特香，可以透出室外，使黄莺隔帘而语，令人神移。结尾二句言其为花妖。一方面照应“瑶池倾国艳”五字，另一方面写其有迷人的魅力，进一步揭示其无与伦比的美色。
“酒罢”三句追忆昨夜所见。如果说“月妖”二句是写花避人，而过片三句则写人怜花，词的意脉似断而实续。言昨夜晚间，痛饮洞庭春，意欲一睹“月妖真态”，但他避而不见，及归对寒窗，仿佛记起昨夜乘醉赏花。“应是梅花发”，点明所咏之物为梅，使人豁然开朗，醒明了题旨。
“赋了”二句写昨夜赏梅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犹如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而使宋玉赋高唐一样，久久不能忘怀，而“不管孤灯明灭。”可见其感情何等专注，而他对梅花之美又是多么神往。
“半面”三句宕开一笔，言如此美好晤面恐难再逢，然而多情之人易于伤感，以致为愁而鬓发斑白。结尾二句写其印象之深刻，犹如听了韩娥的歌声，舜的音乐，萦绕脑际，经久不忘，甚至达到食而不知其味的痴迷境地。
这首词看似以人拟花，其实也很可能又以物拟人，借梅花写其意中人，故词中所咏之物与人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达到了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上达到了极高境地。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