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二句言祭祀之穿戴。穿的是丝衣,戴的是爵弁。丝衣一般称作纯衣,《仪礼·士冠礼》:“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郑玄注:“纯衣,丝衣也。”弁即爵弁,“其色赤而微黑”(《仪礼·士冠礼》郑玄注),与白色的丝衣配合,成为祭祀的专用服饰。《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绖缁衣。”《毛诗序》可能就是根据这两句诗而断定此篇与祭祀有关。“俅俅”毛传训为“恭顺貌”,而《说文解字》曰:“俅,冠饰貌。”《尔雅》亦曰:“俅俅,服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上文紑为衣貌,则俅俅宜从《尔雅》、《说文》训为冠服貌矣。”马瑞辰的意思是首句的“紑”既为丝衣的修饰语,则二句的“俅俅”与之相应当为弁的修饰语,故训为冠饰貌,而不训恭顺貌。
三、四句言祭祀之准备。“自堂徂基”点明祭祀场所。“基”通“畿”,指庙门内。这个地方又称作“祊”(崩)。《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玄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王禘》:“求之或于室,或于祊也。于室者,正祭;于祊,绎祭。”这是正祭与绎祭区别之所在。《毛诗序》或许就是据此推断此篇是“绎”。羊、牛是用作祭祀的牺牲。
五、六句言祭祀之器具。鼎是古代的炊具,又是祭祀时盛熟牲的器具。此处无疑用作后者。鼐和鼒其实也是鼎,只是大小不同。鼐最大,用以盛牛,《说文解字》:“鼐,鼎之绝大者。”段玉裁注:“绝大谓函牛之鼎也。”鼎次之,用以盛羊,鼒最小,用以盛豕。陈奂《诗毛氏传疏》曰:“上句‘堂’‘基’‘羊’‘牛’以内外小大作俪耦,至本句变文。”也就是说,由上句的从小及大,变为此句的从大及小。“兕觥”又称爵,《诗毛氏传疏》:“兕觥为献酬宾客之爵,绎祭行旅酬(祭礼完毕后众人聚在一起宴饮称为‘旅酬’),故设兕觥焉。”
最后三句言祭后宴饮,也就是“旅酬”。这里突出的是宴饮时的气氛,不吵不闹,合乎礼仪。《小雅·桑扈》最后一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通‘匪’)交(儌)匪敖,万福来求(聚)。”与这三句正可互相印证。
戴复古由于长期浪游江湖,一生未仕,被称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他的诗很多写游历江湖的闲适,曾以“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望江南·自嘲》)概括自己的诗风。但他也写下了大量指摘时政、忧国忧民的篇章,这首诗流露的就是对无法收复沦陷的北方国土的深切感伤。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后两句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诗把登浮远堂一事分作两句写。第一句“大江流”写浮远堂所在环境,前加“下瞰”二字,以说明其高,引出下面的远望;同时以水流无限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
第二句的“万里愁”,承上句,一是说长江水流万里,带不去心中的愁怨;一是说眼前的万里江山,使自己产生无穷的愁怨。第三句又接上,“无山遮望眼”照应“万里愁”,所以说最苦;第四句点出主题,说明为什么眼见万里会引起愁是因为向淮南眺望,眼前都是沦陷的中原国土。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句翻过一层,打破了历来登临诗的惯套。大凡登高,没有不希望看得远的,因而一般登临诗总是对眼前因为有山、有云遮断视线表示伤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偏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望之则不忍,不望又不能,于是深悔这次登上供北望的高堂为多此一举了。汉末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荆州,依靠刘表,曾登当阳城楼作《登楼赋》,有云:“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那是“最苦有山遮望眼”,而戴复古则是“最苦无山遮望眼”,所以其情更为可伤。又刘克庄《治城》云:“断镞遗枪不可求,西风古意满原头。孙刘数子如春梦,王谢千年有旧游。高塔不知何代作,暮笳似说昔人愁。神州只在兰干北,几度来时怕上楼。”前六句吊古,后二句转入伤今。其言北望神州使人难堪之意亦同,而 从正面说出,都不及戴语之耐人寻味。充分表达了国耻不雪,国土不归的极度悲愤之情。
戴复古还作了一首《盱眙北望》诗,可与这首诗合在一起看。诗云:“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说自己不忍心登高瞭望中原,与这首诗登高瞭望时流露的痛苦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