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查慎行的这首七言律诗，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寓意率真、自然流畅，无引经据典，读来倍感亲切；采取以景入诗，借景寓情的手法，对眼前所见景物信手拈来，无不称妙；本诗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诗中有画，画里藏诗；中二联对仗工整，又自然流畅，毫无雕琢之感，更是令人拍案称奇！

　　题目“湘东驿遵陆至芦溪”，说的是仲春时分，诗人自“湘东驿”的“黄花渡”下船后经陆路到达芦溪后所看到的景象。“遵陆”，指沿着陆路，走陆路。“驿”，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的人和过往官员中途换马或歇宿的地方；“湘东驿”，即是湘东（今湘东区，距萍乡城约40里）的“黄花渡”。芦溪，清朝时的一个镇子，位于萍乡东部。现为芦溪县；从题目上来看，诗人开门见山地就把此次要写的范围锁定在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上的见闻。诗人为什么要锁定写这一路上的见闻？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高的兴致？具体要表达什么？他又要向世人与后人传递着什么信息呢？这不由得使我对他这首诗后面的内容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

　　首联“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萍乡，当时称萍乡县（即现在的江西省萍乡市）。开头两句平白如话，衔接自然，因为从湘东到萍乡不是他要写的重点，所以就一笔带过，手法娴熟，真是叶落无痕，风过无声！此句大意是：“我从黄花渡登岸后直接就踏上了去芦溪的路程，过了萍乡之后，路面渐渐低平”。这里要说明的是，萍乡是在湘东与芦溪之间，地势略高于两地，萍乡的水的流向在我们当地叫“两边倒”，一边水往西经湘东流入湘江，另一边的水往东经芦溪流入赣江。正好是一东一西，故称“两边倒”。同一时代的萍乡知县胥绳武也有竹枝词为证：“东去江西写官板，西下湘东装倒划。中五十里船不到，满路桐油兼苎麻”，“中五十里船不到”，说的就是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没得船坐，只有步行。因此就有初白先生的“行过萍乡路渐低”和胥绳武的“中五十里船不到”就相互印证。

　　颌联“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这是诗人所见到的最富有生机的景状之一。他边走边听边看：“村子错落有致，时不时听到有鸡鸣狗叫声传入耳中，是那么的熟悉；河岸上绿草绒绒，看到的是出生不久的小鹅和小渐在河两岸悠闲觅食，又是如此的恬静”。这两句反映的是康熙年间人民历经战乱后②生活逐步稳定，社会经济日渐繁荣的实情。更是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田园风景画。

　　“吠犬鸣鸡”侧耳听，“乳鹅新渐”细一看，通过不同的感官，感受到一派祥和平静、清鲜的生活气息。后一句从新生命的勃勃生机中暗示着一个历经战乱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稳定的社会的来到，

　　从“乳鹅新渐”可以看出诗人对江南水乡的欣赏与赞美。作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又博览群书的查慎行来说，对于国家的现况他是知道的，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他也是了解的。一个“乳”字和“新”字就足已表达了他对战乱后的社会重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也才有了诗人面对这江南美好风光，借物寓情，赋诗吟唱的这份闲情逸致。

　　“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缫，煮茧抽丝，这里的丝缫比作春雨，说春雨下得像蚕丝那样银丝缕缕、绵绵不断。上联写的是动物，犬与鸡，鹅与渐；此联写的是自然现象和植物。进一步展现江南水乡的特点。“春雨密密细细而下，宛如缕缕银丝在你眼前飘动，给人以清凉和舒适的感受。一场春雨过后，水田里的水也蓄满了，禾苗长势喜人，禾苗的高度几乎与水面平齐，青绿的秧苗齐整整地就好像是谁用剪刀修剪过一样，清亮悦目。”。雨如丝缫，秧如刀剪，这两个比喻煞是贴切。原来是这里的优雅、迷人的景致引发了诗人的浓厚兴致，我不得不赞叹诗人对身边事物观察的细心程度，又心悦诚服的感叹诗人表达事物的精确到位。

　　“犹与湖南风土似，春深无处不耕犁”，湖南，紧临湘东，在萍乡的西部。萍乡与湖南均属楚地，风俗极为接近。全诗前三联都是写景，唯尾联才得出结论，指出此处的风俗习惯、气候与湖南近似。即使是现在，湖南人都还在称呼江西人为“老表”。这两句写出了诗人所感：谷雨过后，处处桃红柳绿，犁铧翻土的农耕景象。牛在画中走，人在画里游，把江南水乡的农耕景象勾勒得栩栩如生，诗中没说一个牛字，也没点一个人字，但读来就是牛耕在田、人声鼎沸热闹场景，好一幅如诗如梦的江南春耕图！果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来感同身受，过目难忘。叫人不得不赞叹初白先生的高超手法。

　　古代诗人经常游览山水、写景言志，写景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一般来说，写景诗往往塑造形象，或者勾勒意境，或者用衬托、对比的手法，或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查慎行在这首诗里用的是白描手法，诗的中间两联对仗工整，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两联堪称妙对。同时还传递着诗人的情感，他希望看到的而恰恰又正好被他看到的画面，为了表达这种激动的情感，诗人就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

　　清朝初期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难怪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说：“梅村（吴伟业）③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④、放翁⑤后一人而已”。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词精粹警拔，甘之如饴。上片四句，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清冷空寂，抒情韵悠意远。“路远人还远”前冠“因惊”，遂上精警拔俗之妙。所谓“人还远”，即人更远也，即心远也。与欧阳修“平荒尽出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用意想埒。只是欧词是从闺妇感受言之，柳词则以行人心会出之。俱可称俊语。

　　下片妙在后两句，前生有缘爱自可相期，是自慰语，也是祝祷语，更是期待语，语“愿天下有缘上都成了眷属”词异意同，它使全词拔高了一个音节，可堪细味。《全宋词》此词调名下唐圭璋括注一行小字曰：“案此首调名原作《瑞这股》，非，今按律改。”

　　自汉迄今，对《鸡鸣》的阐释大致经历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诗人介入式”的解读方式，以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最为典型，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孔颖达认为，《鸡鸣》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之言，下两句是诗人对夫人话语的评判。卒章皆为夫人之辞。在诗中，始终是夫人在说话，男子没有言语，诗人介入其中，起解说作用。

　　第二种是“半联句体”解读方式，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方玉润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全是夫人言。

　　第三种是“问答联句体”，以程俊英为代表，在《诗经注析》中提出，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程俊英等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上两句是丈夫言，而下两句是夫人言。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思贤妃”，说：“（齐）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直接赞美贤妃。而宋严粲《诗缉》以为是“刺荒淫”，清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美勤政”，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

　　也许此诗只是表现一对贵族夫妇私生活的情趣。全诗以夫妇间对话展开，构思新颖，在《诗经》中是别开生面的。姚际恒说：“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诗经通论》）本来这对夫妇的对话是非常质朴显露的，谈不上有什么诗味妙语，只因为有的类似傻话、疯话，叫人会心发笑，包含着“无理见趣”之妙。古制，国君鸡鸣即起视朝，卿大夫则提前入朝侍君，《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即是。此诗开头写妻子提醒丈夫“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回答“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想来鸡啼、苍蝇飞鸣古今不会大变，如非听觉失灵，不至二者不分。从下面二、三章妻子所云“东方明矣”“会且归矣”，可知当是鸡鸣无疑。而丈夫把“鸡鸣”说成“苍蝇之声”，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当然“无理”。

　　但如果换一角度理解，看作是丈夫梦中被妻子唤醒，听见妻子以“鸡鸣”相催促，便故意逗弄妻子说：不是鸡叫，是苍蝇声音，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生活情趣，也是别有滋味。“反常”而合乎夫妇情感生活之“道”，这正是姚氏所指出的妙在句外。

　　下两章时间由鸡鸣至天亮，官员由已上朝至快散朝，丈夫愈拖延愈懒起，故意把天明说成“月光”，贪恋衾枕，缠绵难舍，竟还想与妻子同入梦乡，而妻子则愈催愈紧，最后一句“无庶予子憎”已微有嗔意。表现夫妇私生活，可谓“真情实境，写来活现”（姚际恒《诗经通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句式错综，接近散文化。此诗以男女对话展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好似一出小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押韵亦有其特点，头两章四句皆用韵，而首句与次句韵脚同在第三字，而末尾是语助词“矣”，也算韵，王力先生称这为“富韵”。另外第一、二章首句与第三句韵脚同字。第三章则是第一、二、四句押韵，也可见此诗用韵富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