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对吴人歌《陌上花》事作了概括的叙述。首句由眼前景物写起：春天时节，陌上鲜花盛开，蝴蝶在翩翩飞舞。这迷人的春色，跟“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时的景象并无不同。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吴越王朝早已灭亡，吴越王妃也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令人凄然的故事传说。故次句紧承首句，转出“江山犹是昔人非”，由眼前的景物联想到已成过往的人事，两相对照，发出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概。三四两句着眼于吴人歌《陌上花》事。尽管吴越王朝!的遗民已渐渐地衰老，但游女们仍在长声歌唱《陌上花》，以寄托对王妃的追忆与悼念。这说明《陌上花》流传颇广，在吴人中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首写吴越王妃春归临安情景。春天来了，陌上的无数山花争奇斗艳，王妃按照惯例，乘坐富丽的翠軿，又来到了临安，吸引了过往的路人竞相观看。诗人以“山花”“翠軿”来衬托王妃的青春美貌，又以“路人争看”渲染王妃归来的盛况，透露出吴越王朝曾有的一点承平气象。三四句是设想之辞。意谓如能留得青春在，王妃即可遵从吴越王的嘱咐“缓缓而回”，尽情观赏临安旖旎的春光。“堂堂”，指青春。唐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摧人故故生。”青春，一语双关，有青春年华，也有春天之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然而，无论是春天还是人的青春年华，都不可能永存长在，因而，“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类的风流轶事也必然有终结之时。
第三首慨叹吴越王的去国降宋。头两句即以鲜明的对照说明：吴越王及其妃子生前的富贵荣华，犹如草上的露珠，很快就消失了，但其风流余韵死后仍流传于《陌上花》的民歌中。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长久的；帝王的富贵与吴人无关，而他们的风流轶事，由于含有普通人的情感、爱情的因素以及多少带有悲剧的色彩，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致通过民歌来传诵。最后两句写吴越王虽然已去国降宋，丧失了帝王之尊，却仍保留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惯例；可叹的是，“王妃”的身份已改变为“妾”，“路人争看翠軿来”的盛况大概不会再出现了。细品诗味，其中不无诗人的深沉感概和委婉讽喻。
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哀思，而宛转凄然则成为作者的抒情基调。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诗中感慨人世荣华富贵，虚名浮利的过眼云烟，皆如那草头露，陌上花，转眼即消逝凋谢不见；人们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全如那清晨草头上的露水，不多久就散发消失；死后所留下的美好名声，也全如那路上的花朵，很快就会凋枯谢落。民歌原来就“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经苏轼润色创作的《陌上花》，既保留了民歌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朴素自然的风格特质，又显得语言典雅，意味深长，诗情凄宛。诗中多用叠字，如“垂垂”，“缓缓”，“堂堂”，“迟迟”等，不仅恰切地描摹了人物的情态，且能增加节奏感和音乐美。
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州到湖州）。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他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对得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他引这两句杜诗，是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这些，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他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他思想上已一扫而空，他已不必像古人那段“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洁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会惹下很多“口业”。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像是针对“乌台诗案”的谶语，但实际上诗人是不可能预知的。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已有害，幸而他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他关注时政的心还在，一切不闻不问的努力还是会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超脱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诗人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意思是：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在“乌台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过于“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好讽刺，转而为白居易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