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这首诗里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情绪，既有不平，也有伤感；感情深沉，却含而不露，是一首精炼而含蓄的小诗。

　　前两句完全点出题目。“洛阳”指明地点，紧扣题目的“洛中”，“才子”即指袁拾遗；“江岭作流人”，暗点“不遇”，已经作了“流人”，自然无法相遇了。这两句是对偶句。孟浩然是襄阳人，到了洛阳以后，特意来拜访袁拾遗，足见二人感情之厚。称之为“才子”，暗用潘岳《西征赋》“贾谊洛阳之才子”的典故，以袁拾遗与贾谊相比，说明作者对袁拾遗景仰之深。

　　“江岭”指大庾岭，过此即是岭南地区，唐代罪人往往流放于此。用“江岭”与“洛阳”相对，用“才子”与“流人”相对，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君主的昏庸。“才子”是难得的，本来应该重用，然而却作了“流人”，由“洛阳”而远放“江岭”，这是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何况这个“流人”又是他的挚友。这两句对比强烈，突现出作者心中的不平。

　　“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两句，写得洒脱飘逸，联想自然。大庾岭古时多梅，又因气候温暖，梅花早开。从上句“早”字，见出下句“北地春”中藏一“迟”字。早开的梅花，是特别引人喜爱的。可是流放岭外，比不上留居北地的故乡。此诗由“江岭”而想到早梅，从而表现了对友人的深沉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并没有付诸平直的叙述，而是借用岭外早开的梅花娓娓道出。诗人极言岭上早梅之好，而仍不如北地花开之迟，便有波澜，更见感情的深挚。

　　全诗四句，贯穿着两个对比。用人对比，从而显示不平；用地对比，从而显示伤感。从写法上看，“闻说梅花早”是纵笔，是一扬，从而逗出洛阳之春。那江岭上的早梅，固然逗人喜爱，但洛阳春日的旖旎风光，更使人留恋，因为它是这位好友的故乡。这就达到了由纵而收、由扬而抑的目的。结尾一个诘问句，使得作者的真意更加鲜明，语气更加有力，伤感的情绪也更加浓厚。

　　这首诗是欧阳修七律中的佳作。诗中不仅描写了三峡苍暗、明月满川的景象，揭示出峡川月夜的苍茫、辽阔、凄清之美；而且借助景物描写，抒发了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感受。这里，既有无辜被贬的深沉感慨，又有思乡怀归的惆怅之情。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自我解嘲，故作旷达。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写因贬谪之恨，而源溯到屈原，借以自喻而自慰，可终不能抑制这种生活的愁怨。“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写有如《秋色赋》，何其凄然。“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写客居异乡，苦恨经年，只有借酒消愁。最后两句在自叹自解中，也含有不可言状之凄苦。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气象阔大，意绪苍凉。诗中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愁苦意绪笼罩全诗。其中“万树”一联，诗人从大处落墨，描绘出峡川从黄昏到静夜的景象。在这幅画面上，众多的景物如高山、丛林、溪水和明月，本已把画面装饰得既壮美又幽深，再加上“猿哀”一笔，显得更加凄怅苍凉。气象宏阔，以景逆情，进一步渲染作者谪居他乡的愁苦心情。

　　诗的前六句表现的是登山临水，感慨万千，各种情怀纠结于心，愁绪层层盘结，句句借景抒情，表达了内心被贬的良多沉痛：登山临水之怅恨，九回盘桓之愁肠。苍烟萦绕之万树，幽暗陡峭之峡谷，满川挥洒之明月，凄苦哀婉之猿啼。由于满怀的愁情，山水明月、烟草树木都为之黯然失色。各种愁怨喷薄而出，又何况临近年关，而自己在他乡羁旅，只能强颜作欢，借酒浇愁，以为暂时的宽慰。在悲极之中，诗人笔锋一转，不再作那儿女情长的伤心之语，而是将悲情化为临风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似乎为今日能饱览楚地奇异谲诡的风光而自豪。情绪顿然一转，于解嘲中放达，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旷达豪迈之气。后来，苏轼受欧阳修的影响，也结合自己的多舛经历，在诗歌中将这张苦极自嘲、愈见旷达的宋调发展到了极致。

　　律诗受到声律和对仗的束缚，容易流于板滞平衍，萎弱拖沓，正如刘熙载所说：“声谐语俪，往往易工而难化。”（《艺概·诗概》）而这首七律写得纵横捭阖，转掉自如，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而在拿掷飞腾之中，又能体现出精细的脉络。

　　诗的前半篇写李剑州，热情地歌颂了他“能化俗”的政绩，为他的“未封侯”而鸣不平。诗从“高义”和“寥落”生发出这两层意思，使读者对他那沉沦州郡的坎坷遭遇，更深为惋惜。“文翁”和“李广”，用的是两个典故。文翁政绩流传蜀中，用以比拟李剑州任剑州刺史；未封侯的李广，则和李剑州同姓。典故用得非常贴切，然而也仅仅贴切而已。可是在“文翁能化俗”的上面加上个“但见”，在“李广未封侯”的上面加上个“焉坐”，“但见”和“焉坐”，一呼一应，一开一阖，运之以动荡之笔，精神顿出，有如画龙点晴，立即破壁飞去。不仅如此，在历史上，李广对他自己屡立战功而未得封侯，是时刻耿耿于怀，终身为恨事的。这里却推开来，说“焉坐李广未封侯”，这就改造了旧典，注入了新义，提高了诗的思想性。在这里，杜甫把七言歌行中纵横挥斥的笔意，创造性地运用、融化于律体之中。在杜甫诗歌里像“但觉高歌有鬼神，焉坐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之类的句子，正是和这首诗有着一样的波澜。

　　下半篇叙身世之感，离别之情，境界更大，感慨更深。诗人完全从空际着笔，写的是意想中的诗人自己“将赴荆南”的情景。诗人“路经滟滪”，见瞿塘风涛之险恶，“天入沧浪”，见江汉烟波之浩渺。这是他赴荆南途中所经之地。在这里，诗人并未诉说他的迟暮飘零之感，而是以“一钓舟”和“沧浪”，“双蓬鬓”和“滟滪”相对照，构成鲜明的形象，展示出一幅扁舟出峡图。如果把这两句诗比作诗中之画，那么借用杜甫另外两句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来说明画意，是颇为确切的了。尾联用“仲宣楼”点出诗人到了荆南以后的情形。诗人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命运，即使到了那里，也还是和当年避难荆州的王粲一样，仍然作客依人，托身无所。而在此时，诗人回望蜀中，怀念故人，想到兵戈阻隔，相见无期，那就会更加四顾苍茫，百端交集了。

　　全诗由李剑州写到诗人自己，再由诗人自己的离别之情，一笔兜回到李剑州，脉络贯通，而起结转折，关合无痕。杜甫的这类诗，往往劈空而来，一起既挺拔而又沉重，有笼罩全篇的气势。写到第四句，似乎诗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可是到了五、六两句，忽然又转换一个新的意思，开出一个新的境界。然而它又不是一泻无余，收束处，总是荡漾萦回，和篇首遥相照映，显得气固神完，而情韵不减，耐人寻味。

　　杜甫七律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他能在全篇之中，营造出磅礴飞动的气势；而这磅礴飞动的气势，又是和精密平整的诗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从这首诗就可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