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汉乐府古辞,《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可能由于传写时“声辞相杂”,此诗句读历来分歧较大,少数句子颇难理解。但其大意还很清楚,写一只翩翩飞翔的蝴蝶,被母燕擒回窠哺雏,是一首颇有趣味的寓言诗。
开头一句“蛱蝶之邀游东园”点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和悲剧发生之前蛱蝶的自由自在之状。蛱蝶即蝴蝶。蛱,一作“蛙”,据《初学记》改。“东园”泛指花园之类蝴蝶游遨之处。诗人用被捉前的“遨游东园”与被捉后的“付欂栌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伤感。蛱蝶为什么被捉呢?被捉后的心情如何?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诗《乌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只乌鸦被击毙后,它的灵魂发出了忏悔!真不该来到秦家的桂树上,要是仍在人迹不到的南山岩石间,又怎会遭此横祸呢?由此看来,这只蛱蝶遭祸的原因,也是由于它“遨游东园,涉足世情而被罗网所致”,这其中大概也蕴含著对世情险恶的慨叹吧!
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是明写悲剧发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间发生,意想不到之事;养子燕,即正在哺雏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虫为食,现在要哺雏,捕捉昆虫当然更加急迫和贪婪。蛱蝶碰上了养子燕,当然绝无生还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对这种命运播弄的苦笑和慨叹,也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危机面前,一种绝望心理的表现。“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行缠之付欂栌间”,是写蛱蝶被燕所捉,带回梁间窝里的经过。
此篇是汉乐府中句读难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句中的“之”字及最后一句中的“奴”字费解。据余冠英先生解释,诗中的“之”和“奴”字皆为表声的字,与文辞无关。“持之我”即「持我」,“行缠之付”即“行缠付”。蛱蝶被捉的经过可分成三个场景:一是在苜蓿间被接。接即挟,挟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称金花菜,蛱蝶正在东园的苜蓿上嬉游时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飞入燕子的居处——“紫深宫”内。“入紫深宫”即深入紫宫,紫宫原指帝王的居处,这里是指燕子垒窝的高堂深院。蛱蝶强调燕子居处是“入紫深宫”,既渲染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与蛱蝶被捉的恐惧心情相吻合,也强调此处是重门深院,难以脱逃,这也符合蛱蝶此时绝望的心境;三是“行缠之付欂栌间”。欂栌即斗拱,是柱上斗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处是燕子垒窝之所。“行”即“且”;“付”即“缚”。这句是说燕子把蛱蝶捉来后又绑在斗拱上。捉来之后还要绑起来,这是人的行为,但绑在斗拱的燕窝旁边,这又是燕的心理。这几句用拟人的方法来写蛱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蛱蝶的角度来写燕的动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构思确是相当新颖奇巧的。
最后三句是写雏燕见到食物来时欢腾雀跃的情景。“雀来燕”这句歧义很多,有人推测这句是燕在园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汉诗评》又说这是写蝶为燕持来付于欂栌间时,又为雀从旁取之。这两种误解的产生,都在于把“雀”当成又一飞禽。其实,雀在此是作状语,形容雏燕因其母衔食来时的欢腾雀跃之状。黄节先生说:“雀来即雀立,雀踊也”(《汉魏六朝风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下句的“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正是形容众雏兴奋争食之态:他们摇晃著小脑袋,拍著翅膀,抬著头,张著嘴,争著要母亲喂。“奴”在此是表声,无意义。轩轩,即高举之貌。诗人用众雏的兴奋争食,来反衬蛱蝶的悲惨结局,而且透过蛱蝶之眼所见、蛱蝶之口道出,更增浓伤感的意味。因为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雏燕们是得食了、高兴了,但随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们将会怎么样呢?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这篇散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写毛笔的制作、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所废弃,因此摹拟史传笔法。全文一共是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三四段为第二部分,通过毛颖被皇帝重用与抛弃,这样亲疏各别的对比,深刻阐明:皇帝寡情,对待百姓不过是利用而已。第五段为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这篇散文运用语意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
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第一段,先叙毛颖祖先明际,封于卯地,死后为十二属相,次叙敌人月宫、齐东郭馈被害,如同史传叙述先世。第二段借秦始皇大将蒙恬围猎献俘,隐喻聚毛制笔。“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始皇使恬赐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处处双关毛笔。
第二部分,第三段写毛笔因有广泛功用,得到人人的喜爱和皇帝的重用。叙毛颖得到宠幸,“与上益狎”的情况,作为下面被抛弃的反衬。第四段,写毛颖因“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而遭皇帝揶揄,并受到“不复召”的冷遇。
第三部分,模仿《史记》“太史公曰”评价毛颖的历史功绩,对其遭到疏远抒发感叹。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尖锐地指出:“秦真少恩哉!”篇末点睛,一针见血。
这篇文章以事件进行谋篇,三部分紧密联系,一气贯注,但中间峰峦迭起。如毛颖祖先的一支遭覆灭之灾,毛兔家族交了厄运,接着蒙恬将军“载颖而归”,毛颖成了俘虏,不料秦始皇“赐之汤沐”,毛颖得到了封爵,“日见亲宠任事”,情况发生剧变。毛颖的命运由逆境往顺境转化,此后,愈见发达,君臣、国人,无不喜爱,毛颖达到了事业的峰巅,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毛颖免冠谢皇帝,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便被皇帝弃之不用。这是文章的一大转折,既是寓言的高潮,亦是它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带悲剧性的,它犀利而深刻地道破了皇帝的本质。行文至此,本可收束,但“太史公曰”一段议论阐发了寓言的含意,使主题愈益深化。如此转折变化,曲尽其妙。
这篇散文在写作手法上颇具特色。
首先,这篇散文的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作为主角,用拟人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宋写,化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为对人物身世的生动描述,寓作者之意于“毛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读者读完全篇,“毛颖”的生动形象仿佛浮现于眼前。散文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其艺术上的可贵之处,首先当推形象之创造。本文即以此构思,激活全篇,使之生动活泼,精彩动人。
其次,在表达方法上,文中有对毛颖身世、遭遇的叙述,情节生动、曲折,宛如小说。也有关于兔子,毛笔的知识性说明,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增加见闻。其间还穿插一些神话、传闻,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结尾处仿《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使读者读罢犹不能释手,似有余音不绝于耳。
总之,文章是将叙述、说明、议论、抒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整篇文章既锚落有致,富于变化,又做到章法谨严,进退有度。第三,作者行文无拘无束,自然流畅,语言富创造性。作者在文中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西汉散文语言的优秀传统, 自然而无堆砌浮艳之风,多用双关语、谐音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使读者在轻松会意的微笑中为作者的机智所折服,并由此而产生共鸣。作者圆熟的语言能力,也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朱熹《诗集传》曰:“此饮于泮宫而颂祷之辞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曰:“受俘泮宫也。”此诗写受俘泮宫,颂美鲁僖公能修文德。
此诗前三章叙述鲁侯前往泮水的情况,每章以“思乐泮水”起句,作者强调由于鲁侯光临而产生的快乐心情。“采芹”、“采藻”、“采茆”是为祭祀作准备,芹、藻、茆皆用于祭祀,《周礼·天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实……茆菹麇臡……加豆之实,芹菹兔醢……”《召南·采苹》也有采藻用于“宗室牖下”,皆为明证。第一章没有正面写鲁侯,写的是旗帜飘扬,銮声起伏,随从者众多,为烘托鲁侯出现而制造的一种热闹的气氛和尊严的声势。第二章直接写鲁侯来临的情况,他的乘马非常健壮,他的声音非常嘹亮,他的面容和蔼而带微笑,他不是生气而是在教导自己的臣民,从服乘、态度体现出君主的特别身份。第三章突出“在泮饮酒”,并以歌颂鲁侯的功德,一方面祝福他“永锡难老”,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则说明这是凯旋饮至,表明鲁侯征服淮夷的功绩。
第四、五两章颂美鲁侯的德性。前一章主要写文治。鲁侯举止庄重,神情肃穆,因此成为臣民仰望的准则。因为是“告庙”,诗人对庙貌而想先人,鲁国的先祖周公旦、鲁公伯禽既有文治又有武功,僖公凯旋饮至,正是对先祖的继承,是效法前人的结果。后一章主要写武功。作泮宫本属文治,却是成就武功的保证,鲁侯虽不必亲上战场,因为修明德性,恢复旧制,所以使将士们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他们在泮水献上斩获的敌人左耳,并能精细详明地审讯敌人,献上活捉的俘虏。
第六、七两章写征伐淮夷的鲁国军队。前一章是写出征获胜,武士能发扬推广鲁侯的仁德之心,尽管战争是残酷的,但在鲁人看来,这是对敌人的驯化,是符合仁德的。回到泮水,将士献功,没有人为争功而冲突,写的是武功,但文治自在其中。后一章写军队获胜后情况,武器极精,师徒甚众,虽克敌有功,但士无骄悍,又纪律严明,不为暴虐,“孔淑不逆”,所以败者怀德,淮夷卒获。
最后一章写淮夷——被征服者,以鸮为兴,引出下文。鸮,即猫头鹰,为恶鸟,比喻恶人,但它飞落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所以淮夷感悟,前来归顺,贡献珍宝。
刘瑾谓此诗“言不无过实,要当为颂祷之溢辞也”(吴闿生《诗义会通》引),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夸饰》篇特将末章首四句“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作为修辞夸饰的例证之一,说明此篇的夸耀很有些过当,读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