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写诗人看到满园金黄的菊花中有一朵雪白的菊花，感到欣喜；后两句把那朵雪白的菊花比作是参加“歌舞席”的老人，和“少年”一起载歌载舞。全诗表达了诗人虽然年老仍有少年的情趣。以花喻人，饶有情趣。
题为“赋白菊”，诗开头却先道满园的菊花都是金黄色。“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这是用陪衬的手法，使下句中那白色的“孤丛”更为突出，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一点红色也就更加显目了。“满”“郁”与“孤”两相对照，白菊更为引入注目。“色似霜”生动的比喻，描绘了白菊皎洁的色彩。
更妙的是后两句：“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诗人由花联想到人，联想到歌酒席上的情景，比喻自然贴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是由于诗人随时留心观察生活，故能迅速从现实生活中来选取材料，作出具体而生动的比喻。这一比喻紧扣题意，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结句“白头翁人少年场”，颇有情趣。白菊虽是“孤丛”，好似“白头翁”，但是却与众“少年”在一起，并不觉孤寂、苍老，仍然充满青春活力。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这首诗描写的是夏日舟行时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景色。全诗句句围绕暴风雨将至的特点来写。作者从时空变幻中下笔，先写水上，后写岸上，再由地上写到天上，远近交替，突出地描绘了“山雨欲来”的景物气氛。
首句“白鹭群翻”，是从水面写起。白鹭在水面上群聚，上下翻飞，时而腾空而上，时而俯掠而下，显得焦躁不安，它们已经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由于白鹭太多，似乎隔断了从浦口吹来的风。诗人其实已经感觉到浦口吹来的风，说“隔浦风”是为了突出白鹭之多和翻飞之乱。次句写岸上，夕阳西下，余辉映照在岸边重重树木之上。“遥映”是诗人从坐在船上远望岸边的角度来写的。这两句，一白一红，一动一静，色彩鲜明，对比强烈，让人印象深刻。
下面两句从地上写到天上，“一片云”在“前村”的上空聚集，“云将雨”，写出了时间的进程。诗人悠闲地斜倚在船窗边，看墨云翻滚形成的“挂龙”景象，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这首诗把夏日暴风雨前的景色描绘得异常生动、细腻而逼真。色调既浓郁又澄净，既有动景亦有静景，既有远景，亦有近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充分显示了诗人运笔的高妙。而诗人的心情却显得十分闲适、恬静，从“闲倚船窗看挂龙”的情态中已传神地表现出来。
经历南方蛮烟瘴雨之苦的宋之问，回到邻近副都洛阳的陆浑山庄，全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悦。这种欣悦的心情不只缘于自然环境的舒适，更缘于脱离贬谪羁束之所的自由舒畅。
诗的首联大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笔意。首句“归来物外情”，劈空而起点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题旨，同时定下了全诗轻快的情绪基调。唐代士大夫多在城郊置有别业，供休暇时居住，同时利用田产获得部分经济收入。宋之问的陆浑山庄显然也是有一定规模的田产，次句的“阅”字点出自己的业主身份，说明阅岩耕是巡视山地，检阅农事，而不是休闲游览，承起句“归来”二字，暗示了个人身份的转变。“负杖阅岩耕”一句看上去像平常叙事，却字字精当，不可移易。先看负杖，古人年届五十已入老境，出行扶杖是常事，但作者巡视山地，须攀岩而上，无法拄杖而行，只得背着杖走，这是写人。再看岩耕，一方面说明了山庄地貌，同时也包括了劳作者在内，比直接说山地意思丰富得多。
在起联总叙巡视庄田之后，中间两联分述出行的所遇所见。颔联先自叙，用了倒装句式，本意是说沿着涧水看花深入，无意中来到源头；为了搜采药草，不知不觉走进幽静的密林。“源水”“幽林”提到句首，就突出了走近水的源头和密林深处的意外惊奇之感，读来比“看花入源水，采药行幽林”这样的写法更有趣味。这里，连用四个动词（看、入、采、行），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别有一种动态美，显得意象活泼而富于生气。既写出了烂漫山花、苍翠林色的诱人，也表现了人物悠闲的心情。颈联再写所遇见的人和物，这里的野人应该不是作者的佃户，而是附近的山民，所以不认识作者，殷勤地请教姓氏。这一情节有可能是事实，也可以是虚构，用意只有一个：表明自己的装束和普通百姓一样，野外相遇全然没有距离感。官服本来会带来威严，但自从经历贬谪，官场对他来说就只是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回到自然山林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山民见礼，反而更让他感觉自然和亲切。人犹如此，鸟更不用说，对诗人咕咕啼叫着，仿佛自报姓名。“山鸟自呼名”的写法很风趣，后来苏东坡《海外》诗袭其意，写成“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一联，到元代萨都剌干脆就原样搬到自己《玉山道中》诗里。宋之问这里将鸟自呼名与野人的殷勤相问对举，使山野自然平添一重人情之美，正好与刚刚摆脱的严酷的流贬境遇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归来物外情”的主题。
结联紧承诗意的发展，顺势将这愉悦心情升华为独善其身的意念。“去去”两个叠字具见作者不可遏制的急切情态，向读者表明了要与官场决裂、只求独善己身的决心。但这么写有个问题，按照传统观念，“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生当盛世而以“独吾乐”傲世，这非但背离了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原则，对朝廷也是个不小的讽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此宋之问追加了“无能愧此生”一句结束全诗，使独乐的念头避免涉及宦海风波，而将理由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且表示辜负盛世的惭愧之意，这就委婉地避免了忧谗畏讥的嫌疑。尽管这未必是作者的真心话，而且他的结局也证实他并未践行隐退山林之志，但就诗的立意而言，确实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辞理兼至”。
自陶渊明的作品行世，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弃轩冕而归隐田园，就成为诗歌中习见的主题。如何将这个老生常谈的意思表达得自然而不矫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宋之问这首五律，完全跳过“久在樊笼里”，而直接从“复得返自然”写起，首句点题，中间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渲染乡居生活的舒适和人情味，最后以谦卑的态度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志向，很自然地完成了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堪称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