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曰: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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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永元元年(汉和帝年号,西元89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恭敬天子、辅佐王室,理国事,高洁 光明。就和执金吾耿秉,述职巡视,出兵朔方。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统以八阵,临以威神,铁甲耀日,红旗蔽空。于是登高阙,下鸡鹿,经荒野,过沙漠,斩杀“温禺鞮王”,用其血涂鼓行祭;用“尸逐骨都侯”的血来涂刀剑之刃。然后四方将校横行,流星闪电,万里寂静,野无遗寇。于是统一区宇,举旗凯旋,查考害传图籍,遍观当地山河。终于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此所渭一次劳神而长期安逸,暂时费事而永久安宁。于是封山刻石,铭记至德。铭辞曰:
威武王师,征伐四方;
剿减凶残,统一海外。
万里迢迢,天涯海角;
封祭神山,建造丰碑;
广扬帝事,振奋万代。
历代以来,发现《封燕然山铭》石刻之事有多次记录,包括清代名将左宗棠部下张曜所访得之拓片,但具体位置一直未被确认。清代以来,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接连发现了汉与匈奴战役往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间隔燕然勒铭的年代只有四年。
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杭爱山南麓避雨时发现了一处汉字摩崖石刻,经当地有关专家几经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4年,蒙方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国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家齐木德道尔吉,并邀请他到蒙古国进行实地考察。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联合考察队,来到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县对摩崖石刻进行实地考察。
2017年8月15日,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宣布,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确认为东汉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石刻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偏西南杭爱山一支脉(当地称此山为Inil Hairhan,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海拔1488m)向西南突出的红色岩石上,摩崖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离地高4米多。石刻凡260余字,考察队已成功释读其中220余字。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这首词虽然应词牌名写了祠庙,但其作意在于表现女子的离情别绪,展示男女间的爱恋情愫。
上片立足于“望”,着眼于“别”。“河上”点明女主人公所在船上。“丛祠”以下,皆为望中所见,也渗透望中所感:春雨蒙蒙,正好巧妙带出离别时的迷茫心境;江天寥阔,楚山有情,鸟似恋春而迟飞,这实在也是离人情怀的曲折表达、感情的外射;“兰棹”句更为婉转深透,见船而联想到郎君的远离。而棹从水中举起,水珠滴下,也有如惜别的眼泪,更修饰以“空”字,无情有理,进入一层,看似痴想,实则深厚,不言人情而人情自见。
下片紧接上片的一个“伤”字,纵笔驰骋,远扬开去。开始二句借物寄怨。杜鹃的啼叫声是“不如归去”,杜鹃花开,夫君应该返回。而现实是他偏偏离去了。杜鹃啼声已使人不堪,又见花开如血,这正好反衬出离情的痛楚。思路回环,笔情跳脱,并用“不歇”状声,“如血”烘色,更使哀情激越,如泣如诉。末二句从对方入手,设想心上人也在为离别忧愁,以彼衬此,把离情推进一层;同时用人美、时美,反衬伤时、伤怀。
全词以写景为主,借景抒情,以其情真,深婉感人,一改《河渎神》词调本意,为一大创新。同时词人以灵活之笔,刻画相思愁情,参差错落,意境浑然。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从汉“柏梁体”开始,叹收六朝声律对仗,七言诗逐渐赶上五言诗;并从初唐开始分流,为新兴近体律绝,和乐府歌行。“初唐四杰”对七言古诗也作出巨大贡献。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行路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在卢照邻之前,鲍照就作过一首七言《行路难》,仄声促韵与长句宛转,充分表达悒郁不平之气。卢照邻这一首从容舒展,徐缓不迫,多次转韵;其声律、修辞、与对仗明显受六朝诗歌影响,从中也反映了诗风转变期的艺术特点。
全诗共四十句,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万古摧残君讵知?”“长安城北渭桥边”为虚指,即物起兴,从眼前横槎、枯木倒卧古田引起联想,“昔日”领起下文十六句,对“枯木”曾经拥有的枝繁叶茂,溢彩流芳的青春岁月,进行淋漓尽致的铺陈与渲染。围绕着它“千尺长条百尺枝”,有黄莺戏春,凤凰来巢,鸳鸯双栖,高贵的丹桂青榆也依附庇荫,更有香车宝马时常经过,马蹄声断续相闻;富有而轻薄的公子,妖冶的倡女,纷趋竞骛,攀龙附凤。诗人以工整的结构,华丽的语言,为我读者展现了初唐长安城内繁荣市井,骄奢生活的世态风情全卷,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清醒地感觉到诗人冷静的态度。从行文遣辞看,整齐的偶句与变换的角度,避免了呆滞散乱;层迭的词句增添了构图的对衬感与节奏感。末两句是全诗关键,也是主旨所在。从现实的“一朝零落无人问”,由此及彼提出“万古摧残君讵知”,已如桓温当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普遍人生感喟,将比兴之义进一步升华了。
第二部分从“人生贵贱无终始”到末句,由隐而显,喻体“枯木”显现为本体“人生”。“终始”指无限。转瞬即逝的人生与悠久无限的岁月,这对亘古不变的自然矛盾造成人们心灵的困惑,一系列抒情意象即由此展开。“谁家”以下(至“赤心会合在何时”)运用超时空框架,不断变换叙述角度,使生死枯荣的单一主题,形成多元层次与丰富内涵。先写时光流水,无人能阻,再写改朝换代,秦川汉陵,无可奈何;再写富贵公卿,顷刻归于青棘黄泉。由此进一步指出富贵不可骄,交情不足恃,都用复迭或对比手法。金貂换酒为李白《将进酒》所本;“玉尘”指玉骢马扬起的飞尘,狂饮与游冶似乎已解生死,其实正说明了无法排遣的苦闷。既然功名利禄都只是过眼云烟,就只好求友访仙以解心中积怨。因此,唐代盛行道教,许多官僚士大夫接受道教。诗人说:纵然平日有生死交情,但只要大限到来,你未抵“苍龙阙下”(苍龙,东方之神,二十八宿东七星总称),我则已羽化白鹤山前。至于云间海上的仙山,长生不死的仙丹,更是飘缈难觅。
道家与佛家都有转世说,即使退一步寻求“赤子”重生,要到什么时候呢?表面是消极、苦闷乃至放浪形骸,其实仍融注了对人生热烈执着的追求,因此结末两句“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尧年,代长寿;巢由,巢父与许由,古时隐士。“但愿”“长作”可见其辞情恳切。卢照邻因服丹中毒,手足痉挛,最终不堪恶疾所苦,自投颍水,这里似有忏悟,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
初唐四杰对于诗体诗风的转变,最突出之贡献是扩大了时空境界,将目光由宫廷移向社会,转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物质、对理想都常常有发人深省的理解与阐释,使诗歌气势宏远,哲理性强,有很深的社会意义。
词通过写杏花的凋零,借以哀伤自己悲苦无告、横遭摧残的命运。词之上片先以细腻的笔触工笔、描绘杏花,外形而及神态,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杏花图。近写、细写杏花,是对一朵朵杏花的形态、色泽的具体形容。杏花的瓣儿好似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缣绸,经过巧手裁剪出重重花瓣,又逐步匀称地晕染上浅淡的胭脂。朵朵花儿都是那样精美绝伦地呈现人们眼前。“新样”三句,先以杏花比拟为装束入时而匀施粉黛的美人,她容颜光艳照人,散发出阵阵暖香,胜过天上蕊珠宫里的仙女。“羞杀”两字,是说连天上仙女看见她都要自愧不如,由此进一步衬托出杏花的形态、色泽和芳香都是不同于凡俗之花,也充分表现了杏花盛放时的动人景象。
以下笔锋突转,描写杏花遭到风雨摧残后的黯淡场景。春日绚丽非常,正如柳永《木兰花慢》中所云:“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但为时不久就逐渐凋谢,又经受不住料峭春寒和无情风雨的摧残,终于花落枝空;更可叹的是暮春之时,庭院无人,美景已随春光逝去,显得那样凄凉冷寂。这里不仅是怜惜杏花,而且也兼以自怜。试想作者以帝王之尊,降为阶下之囚,流徙至千里之外,其心情之愁苦非笔墨所能形容,杏花的烂漫和易得凋零引起他的,种种感慨和联想,往事和现实交杂一起,使他感到杏花凋零,犹有人怜,而自身沦落,却只空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无穷慨恨。”愁苦“之下接一”问“字,其含意与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相仿佛。
词之下片,以杏花的由盛而衰暗示作者自身的境遇,抒写词人对自身遭遇的沉痛哀诉,表达出词人内心的无限苦痛。前三句写一路行来,忽见燕儿双双,从南方飞回寻觅旧巢,不禁有所触发,本想托付燕儿寄去重重离恨,再一想它们又怎么能够领会和传达自己的千言万语?但除此以外又将凭谁传递音问呢?作者这里借着问燕表露出音讯断绝以后的思念之情。“天遥”两句叹息自己父子降为臣虏,与宗室臣僚三千余人被驱赶着向北行去,路途是那样的遥远,艰辛地跋涉了无数山山水水,“天遥地远,万水千山”这八个字,概括出他被押解途中所受的种种折磨。回首南望,再也见不到汴京故宫,真可以说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
以下紧接上句,以反诘说明怀念故国之情,然而,“故宫何处”点出连望见都不可能,只能求之于梦寐之间了。梦中几度重临旧地,带来了片刻的慰安。结尾两句写绝望之情。晏几道《阮郎归》末两句“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秦观《阮郎归》结尾“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都是同样意思。梦中的一切,本来是虚无空幻的,但近来连梦都不做,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反映出内心百折千回,可说是哀痛已极,肝肠断绝之音。
作者乃北宋著名书画家,其绘画重高写生,以精工通真著称于世。这种手法于此词的景物刻画中也有所体现,尤其上片对杏花的描绘,颇具工笔画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