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诗。
描绘了民间庆贺春节的盛况和迎接新春的欢悦之情。春回人间,天下太平,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诗人认为不必走向东郊去迎春,因为千家万户都有春天的气息。全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新春佳节的无穷意蕴,令人读之顿觉春就在身边。
前两句写大自然不断变化,春回人间,天下太平,佳节引人。因而路上“肩摩毂击”,人挤人,车撞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乐融融”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盛况空前,喜形于色,到处洋溢着和乐融洽的气氛。
写到这里,诗人妙笔一转,用“不须”二字领起,说不必到郊外田间、湖畔、山麓去寻春迎春,因为大地回春,无一处没有春天的气息,无一家没有春天的景象。“春在千门万户中”的潜台词是,大自然的春天固然来到了,大自然的春光固然明媚,值得热烈欢迎,但人间的春却来得更早,春光却更美好,春意却更浓烈,天地间一片太平盛世,更值得热烈欢迎。满院春光、春遍人间的动人美景,新春莅临时的无限喜悦之情,妙含于此通俗易懂、意味无穷的七字中。
姚范《授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说:“花卉九首(自注:指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和苏东坡、党怀英等人的八首描写花卉的诗)…….元裕之尝请赵闲闲秉文共作一轴,自题其后云:‘柳州(柳宗元)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元裕之认为“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是《戏题阶前芍药》高出其他几首花卉诗之处,而“清新婉丽”是六朝辞人所缺乏的。这样的评价毫不夸饰,恰如其分。柳宗元在这首诗中用戏谑的语气,轻松的笔调,清新的词句刻画芍药不同凡花的美好形象,极委婉曲折地抒发了诗人的“复起为人”的愿望。
诗一开头就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以突出芍药不同于普通花卉。“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窃窕留余春。”众花大多随着春天的到来开放,也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而芍药却把花儿开放在暮春时节。那鲜艳的花朵,露珠滚动,把枝条压得有些倾斜了,极像多饮了一杯佳酿而有点微醺的佳人,那美丽的姿态,把春天匆匆的脚步也换留住了。作者的刻画表现了芍药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品性。花如其人,芍药的形象实则诗人自我品性的物化。
接着,作者继续状写芍药自我欣赏的倩影和醉人的芳香。“孤赏红日暮,暄风动摇频。”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摇曳着芍药的枝叶,那婀娜的身影是那样的柔美。在没有百花争姘斗艳的春未,它并不感到孤独,它在欣赏自我,看重并保持自己的高洁。“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夜晚,芍药沁人的芳香飘进窗内,好似来与静卧的人亲近。这四句诗用拟人的手法,把芍药人格化,极富情趣。写花的“孤赏”也是写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他仍然执着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目标,“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愿致溱洧赠”二句,陈思玉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结句虽戏,亦《楚辞》以美人为君子之旨也。”芍药美丽芬芳,高贵典雅,象征人的美好品德,也是作者自喻。好花赠美人,美人有喻君子之意。柳宗元少有大志,才华横溢,用世之心极切,可是流贬永州,一弃十年,虽然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实际上是“拘囚”身份,是一个“闲员”,抱负不能实现,才华得不到施展,就象一朵被抛弃在荒野的芍药。为此他痛苦,愤懑,然而又始终没有放弃,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诗的结句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愿望,因此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戏题阶前芍药》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是一个“戏”字,全诗用戏谑的口吻,加上拟人手法的运用,文辞清新,意味蕴藉,难怪近人藤元粹称这首诗“可为后人咏物轨范也”。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此文开篇一句点明了杜处士的喜爱及书画收藏的丰富,接着特意点出“戴嵩《牛》一轴”是杜处士特别珍爱的精品,并以“锦囊玉轴”四个字简洁形象地写出了这幅画在杜处士心目中的地位。然后才转入正题,写杜处士晾画时,一个牧童面对这样一幅珍品“拊掌大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画的错误——“掉尾而斗”。以牧童特有的天真和对生活的熟悉,一方面说明错误的理由——“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此画斗牛耶?”一问和“谬矣”这一肯定的结论,在嘲讽中表现了全文的主题思想,让杜处士不得不“笑而然之”。最后引用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进一步揭示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全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牧童的天真未凿、处士的豁达冲和均跃然纸上,简洁生动,意趣盎然。
思想上,此文通过一个牧童指出大画家戴嵩画牛的错误之处,清楚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同时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当中,寄寓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发人深思。
艺术上,此文有以下特点:
首先,此文叙述故事简炼生动。全文用字不多,却能扣人心扉。先写杜处士所藏“戴嵩《牛》一轴”,百里挑一,裱装精美,随身携带,爱不忍释,从而把戴嵩之画抬得很高,然而抬得高就摔得重;接着写对牛十分熟悉的牧童一眼看出了名画的瑕疵,指出它的失真谬误处,名画的价值也就一落千丈,顿失光彩。前后对照,大相径庭,使人心为之动,顿感可叹、可笑、可惜。
其次,此文用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的形象。牧童看见这轴画牛的名画,不假思索,顺口发问:“此画斗牛耶?”通过发问指出此画是“斗牛图”。由于牧童熟悉牛的习性,了解“斗牛”时牛尾所在的位置,于是接着说:“牛斗,力在角,尾搐之两股间。”而画中的“斗牛”则不然,与“斗牛”的常态不合,违背生活现实。牧童因而一语破的,明确指出:“今乃掉尾而斗,谬矣!”这是内行话,是其它行业的人所讲不出来的。在“知牛”这一点上,高于画家的牧童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是小说文体惯用的手法,此文能够运用这种手法,初步显示出小说的雏型,可以说是小说的萌芽,把这类小文看作是古代的“微型小说”也许无所不可。“情态”也是如此通过人物情态的描写,自然可以表现人物的形象,例如文中牧童“抚掌大笑”和“处士笑而然之”两种笑态,所表现的内容即有所不同:前句“抚掌大笑”是牧童耻笑画家的失真,喜笑自己能够指出其谬,洋洋得意;而后句杜处士的“笑”则笑得很勉强,自己珍爱的名画被牧童指出谬误,而牧童的话又是对的,无法驳倒,杜处士只好以“笑”表示赞同了。
最后,此文引用了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引用得恰到好处,在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点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是为了说明“画牛当问牧童”,充分肯定了牧童熟悉生活,对名画批评得当。作者运用“引用”法,在篇末点题,不但突出主题,而且使主题得以升华,带有普遍意义。第二,结尾。引用古语结尾,留有余味,发人联想。第三,精警。此文所引用的古语,一共两句八字精炼深刻可以说是优美的“警句”,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叙述要精炼生动得多,从而节省了文字,效果也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