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是先到长沙，再到武昌的。但他不是简单地讲这次的旅程，却借三国时代吴国的童谣来加以化用，这就与简单的叙述旅程不同了。《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称：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当时孙皓迁都，使百姓服劳役。百姓用船运送迁都物资，逆流而上，深感烦苦，所以有这童谣。而事实上，当时作者已经找到了一条反映中国客观的经济规律适合中国的路线。所以作者对这个童谣，反其意而用之，说成“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水”是长沙有名的白沙井水，武昌鱼是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鳊鱼，为著名的团头鳊或团头鲂。通过这样的化用，正表达出作者从长沙到武昌，一路上非常愉悦的心情，也表达了人民的幸福安乐。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写出长江奔流到海的气势，写出横渡长江的游泳的壮举。“极目”，用尽目力望去，表示望得远。“楚天”，武昌一带是过去战国时代楚国的地方。下一“舒”字，既写那里的天地空阔，一望无际，感到舒畅；也写出在大江游泳的舒适，这里也表现作者游泳技能的卓越。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在长江里游泳，是有风浪的。作者高超的游泳技能，可以驾驭风浪，所以“不管风吹浪打”，不把风浪看做一回事。在长江中游泳，胜过在庭院里散步，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因在庭院里散步，有院墙围绕，难免感到局促。假如结合作者当时的心情，像作者说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那还有个框框，即以外国经验为框子，像在庭院散步那样，有围墙围绕着。“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打破了“外国经验”的框框，不正是“今日得宽馀”吗？这就想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进行建设了。
“今日得宽馀”是上阕的感情基调，是对这次游泳的总括。在这样的基础上引出了上阕的结束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上二句是毛泽东游泳之际见长江逝水，联想而及孔子的话，然后一字不差地截取了《论语·子罕》篇中的成句，直接把中流搏击风浪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联系起来。这里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又有对峥嵘岁月的怀念；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又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究；既有对生命的感悟，又有对世事人生的思索；既有感情的憧憬，又是只争朝夕、催人奋进的号角。
词的下阕展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江的伟大变革。“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以“风”字起，紧接着上阙意脉，瞩目两岸景色，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一“起”则耸然挺拔，发起新意，充分表现了今天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又由眼前景象引起了对未来景象的展望。前两句，先就眼前最突出的大桥建设展开，写正在付诸实施的部分宏图，不仅写出了大桥兴建的飞快速度和即将见到的大桥凌空的雄伟形象，而且写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历史意义。
全词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歌。
首联写环境氛围，暗示斗争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早晨飘飞的轻云到了傍晚就阴沉沉的了，在忧愁中的人全然不觉时间已进入了暮春。前句既是写的实际的天气，又是写的内心的感触：清的力量渐渐渗透已把天下遮掩。环境描写，有渲染气氛的作用。后句，点出一个“愁”字，流露郁懑和时光逝去的失落之情。
颔联用双关语对比地写眼前的现实。“有泪”，形容花上的露珠。作者用垂泪的“落花”比喻受打击的抗清志士，得意的“啼鸟”来比喻卖力为清廷帮腔的小人。这种写法我国古典诗词中常用，屈原就常用香花和臭草来比喻忠与奸。那“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卸，芳不得薄兮”就是这类构意的始祖了。这样的写法，能够表达作者鲜明的爱憎。
颈联感情强烈，饱含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徒”，“又”，将恢复理想成为空想的感伤，志士仁人白白消殒的沉痛，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的深沉幽愤，也有“万里悲风随邮塞，三年明月照思乡”的沉痛遗恨，慷慨悲壮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尾联流露出失望之情。“龙蛇”这里是借喻，代指志士。“龙蛇四海归无所”，指反清志士们因为大业难成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寒食年年怆客心”，指包抗自己在内的前明遗民志士在年年寒食节的时候都会产生悲怆之感。由此，表达了反清无望的幽愤。
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