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抒写怀人的心情，忧思绵长，充满无奈的惆怅。
首句以“秦楼女”代指所怀之人，不仅写其容貌，更写其才艺，加强思念的感情。因为是独自面对，不得与所爱者共享，一切的美好就只是徒然。那么即使是“上苑风光”，也只是“空”有，只是多“余”，风中花木不过是“自低昂”而已，尽写其无奈之感。“东风恼我”，其实是说“我恼东风”。“恼”字写人的烦恼，不言自己，却去怪罪于东风，很是生动。说这东风是如此地不理解人的心情，偏偏要在这孤独寂寞之时，吹开这满苑的春花，让人染上一身的花香，撩拨心情，不能自已。“东风恼我，才发一矜香”，与李商隐的诗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李商隐是由自己的经验而提出的劝告，因此言语沉痛；李煜则是一时的心情不能排解而去责难东风，言得无理，也就言得无奈。上阕是就眼前之景而抒情。
下阕掉转笔头去写回忆与心情。“琼窗”写美好，“梦笛”是虚幻，“残日”是留恋，尽写出当时情景虽然美好，却已经存在着不能如愿的遗憾，因此说是“当年得恨何长”。此句可作两解，一者可以解释为还在沉浸于爱情的甜蜜之中时就已经预见了分别的痛苦，重点在“当年”；一者可以解释为当时爱情是越短暂，就越深刻，以至于“长恨”到今天，重点在“何长”。无论何解，都只是一个“恨”。而这“恨”是如此的深刻与悠长，相聚时的碧栏杆，绿纱窗，分手时的杨柳树，长丝绦，不曾有一刻的忘却，历历如在眼前。而越是思量，越是难忘，越是叫人痛苦难当。结句言：“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既是说当时已经是短暂如梦，也是说即使今天相见又能如何？依然是短暂如梦啊。总归是相思也无奈，回忆也无奈，这份感情始终就是一个无奈，虽然美好，却令人心痛，倒不如不思量的好。这种心情，也是李商隐曾经写过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上下两阕以转折相对，没有过渡，似乎在情绪上有一隔断。但是，下片中的“碧阑干外映垂杨”，以记忆中的景物对照眼前的“上苑风光”；结句中的“如梦”又回应着首句的“不见”，两阕之间仍有着若明若暗的感情线索，使通篇的写景抒情融为一体。
这首诗展示了一幅鲜活的牧童晚归休憩图：原野、绿草、笛声、牧童、蓑衣和明月。诗中有景、有情，有人物、有声音，这生动的一幕，是由远及近出现在诗人的视野里的；写出了农家田园生活的恬静，也体现了牧童放牧生活的辛劳，是一首赞美劳动的短曲。草场、笛声、月夜、牧童，像一幅恬淡的水墨画，使读者的心灵感到安宁。
“草铺横野六七里“描述了视觉上的感受，放眼望去，原野上草色葱茏。一个“铺”字，表现出草的茂盛和草原给人的那种平缓舒服的感觉。草场的宽阔无垠为牧童的出场铺垫了一个场景。
“笛弄晚风三四声。”描述了听觉上的感受，侧耳倾听，晚风中牧笛声声。一“弄”字，更显出了一种情趣，把风中笛声的时断时续、悠扬飘逸和牧童吹笛嬉戏的意味，传达出来了。笛声的悠扬悦耳，反映出晚归牧童劳作一天后的轻松闲适的心境。未见牧童，先闻其声，具有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这里的“六七里”和“三四声”不是确指的数字，只是为了突出原野的宽阔和乡村傍晚的静寂。
“归来饱饭黄昏后”，诗人笔锋一转，开始直接描写牧童，牧童吃饱了饭，已经是黄昏之后了。
“不脱蓑衣卧月明”描写牧童休息的情景。把以地为床，以天为帐，饥来即食，困来即眠，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牧童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诗人没有描写牧童躺下做什么，牧童可能是想舒展下身子，也可能是欣赏月色。诗人似乎只把他之所见如实地写了下来，却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牧童》一诗，不仅让读者感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安然与恬静，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牧童心灵的无羁无绊，自然放松。该诗反映了诗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追求，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诗中尽道牧童生活的闲逸与舒适。此诗委婉劝说钟傅趁早离开那尔虞我诈、角名竞利的官场，回归田园，过牧童那样无欲无求的生活。在此诗中，牧童即是以智者的化身出现为迷失在宦途中的钟傅指路，而其人未必真是牧童。本诗语言朴直清新，明白如话，表现出一种“由工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这是一首写人小令。首句切“玉”字，“荆山”“玲珑”都是玉的名称，“玲珑”还有表现美玉形象的意味。三句括出“冯夷” “波中”，为“玉”过渡到“莲”作准备，以下就几乎句句述莲了。“白羽”化用了杜诗，杜甫在《赠已上人》中有“江莲摇白羽”的句子。“白羽” “琼衣” “粉面”，无一不是对白莲花花姿的生动比喻，在诗人心目中，“玉莲”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洁白的。“洗尽娇红”“月对芙蓉”，将”玉莲”之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末两句则直接扣合“五莲”或“白莲”，足见作者的巧思。然而，作品并非单纯地卖弄游戏技巧，而是尽力以玉莲花的粹美来比喻人物，表达了对张玉莲清雅脱俗、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的赞美。如“ 为风流洗尽娇红” “月对芙蓉，人在帘栊”，就明显地含有张玉莲身处青楼而守身自好的寓意。又如“太华朝云”，“太液秋风”，在影射人名的同时，借助仙家和皇家景物的意象，映示了玉莲的清逸和优雅。全曲造语婉丽，对仗工整，怜香惜玉之情溢于言表。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