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临行时恋人叨念颇多、新洒的泪痕斑斑。
怨自己与所爱女郎无坚约,不然她岂能视自己为路人?
在盼望中看到天空的彩云,疑心是你冉冉而来;忧愁无边像春水那样长久地清澈可见。
无论用多少财宝,也无法换得女郎昔日的未嫁之身。
注释
遮莫:莫要;也许。
竹枝:刘禹锡《长相思》词:“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涴:本指泥著于物,此指竹枝上附着的斑点。
多缘:只因。
刺史:指杜牧。《太平广记》卷273“杜牧”条记载杜牧在沈传师幕中时,曾游湖州,见一十余岁的民间美女,遂与女母约定:待我十年、不采然后嫁;并给彩礼。后杜授湖州刺史,与定约之时相隔十四年,女已出嫁三年,杜牧惆怅不已,为《叹花》诗云:“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怒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萧郎:旧时女子称呼所爱男子。崔郊《赠婢》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冉冉:柔美渐进的样子。
粼粼:清澈的样子。
斛:古代以十斗为一斛。
罗敷:古代美女常用的名字。《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是李白的一组纪游诗。它由三首五言绝句 组成。三首均可独立成章,其中第三首,更是具有独特构思的抒情绝唱。
第一首:“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借用阮咸与叔父阮籍的典故,暗寓李白与族叔李晔共为竹林之宴饮,同为仕途不通的同怜人,以阮咸自喻,以阮籍比作李晔。“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讲述李白欲借酒消愁,排遣心中的愁绪。
第二首:“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描绘出一幅酒船管弦齐奏、皓月浮光静影沉璧、白鸥盘旋飞翔的湖上美景图。四句诗句前后片浑然一体,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音情顿挫之中透出豪放雄奇的气势,诗意意境开阔,动静虚实,相映成趣。
第三首:“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铲去挡住湘水一泻千里直奔长江大海的君山,就好像李白想铲去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障碍。“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既是自然景色的绝妙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曲折的流露,流露出他也希望象洞庭湖的秋天一样,用洞庭湖水似的无穷尽的酒来尽情一醉,借以冲去积压在心头的愁闷。
这首诗,前后两种奇想,表面上似乎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联系它们的纽带就是诗人壮志未酬的千古愁、万古愤。酒和诗都是诗人借以抒愤懑、豁胸襟的手段。诗人运用独特的想像,不假安排,自然拈出“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诗句。“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句设喻巧妙,令人回味。只有处在这种心情下的李白,才能产生这样奇特的想象;也只有这样奇特的想象,才能充分表达此时此际李白的心情。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全词六句33字,采用细节描写和白描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途行军的路线、方向和目的。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胸襟之情。
第一、二句写红军战略转沿途艰难进军的景。开头连用三个地名,点明福建省西部的三个县,说明这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的一些地方。从这几个地方看,行军从古田北向至宁化,再折向东至清流,右转向东北至归化,路线还是迂回曲折的。接着描写沿途的道路是那么狭窄、险要、阻滞,森林繁茂,荆棘丛生,到处阴暗潮湿,青苔满布,前进十分困难。红军经过这些地方向武夷山进军,困难非常多,但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所谓“会剿”,甩掉敌人,尽快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才决定要走这样一条敌人预料不到的、比较艰难的路。
第三、四句写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两个句子,一问一答,说明一直向着武夷山前进,要进军武夷山脚下。“直指”一词写出红军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武夷山下”点名进军初步要到达目的地。问句突出红军在“古田会议”之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一振;答句目标明确,铿锵有力。
第五、六句写红军到达目的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情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人在众多景物中,单选取了红旗,风展红旗,明媚如画,这一方面是直接上文而来;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斗争的火热场面,既是真实之景,同时也是理想之象,让人仿佛看到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看到日益发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可感受到词人的坚定信念和豪迈胸襟。词作语言简洁生动,明白晓畅,词人避繁趋易,有意地选择平实的语句,彻底摆脱传统词供人浅斟低唱,有时甚至语僻难晓的境地。更让人称奇的是,全篇未用一个典故,词语明白如口语,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听了也容易明白,从而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整篇词虽明白如话,然也精于锻字炼句,词人将推敲之迹隐藏在平实的语言表象下,极炼如不炼,看似寻常,细品方见奇功。如“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尽显行军途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透露出红军战士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对于所选事物“路”、“林”、“苔”,均以一字“隘”、“深”、“滑”点出其特征,概括精当,且所用字也并非深奥险僻,而是通俗常见,却又准确之至,从这也可见作者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对语言的精心推敲。另外这数种物象之间,并无词连接,只是单独并置,却又浑然融为一体。
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