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主题

　　婴宁是蒲松龄着意渲染的宁馨儿。仿佛笑神似地，以欢乐的笑对待惨淡的人世，以咤咤叱叱应付世俗的纷纭。这不仅是对于美的颂歌，也当然地是对于“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社会的否定。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出嫁于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讼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她独居幽谷，披萝带荔，仍然拂不去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尘埃，不得不罩上“笑”的面纱，这可见社会摧残人性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多么强大。

　　婴宁不仅是位天真可爱的少女，更是一位孝女，更是一位想能以女代男完成母愿的奇女子。婴宁对丈夫的哽咽陈词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式震撼人心的内心独白。婴宁身为狐仙之女，却生受父母的遗弃，长承山村雨露，完全是底层农民的凄苦无靠生涯。鬼母收留，正是相濡以沫的农民同情心的表现。正是这一点孝情，成为婴宁一切言行的指南。应指出，婴宁生于幽谷，实是农民的儿女，她的报恩孝道不是封建士大夫所提倡的“忠孝不能两全”忠高于孝的孝道，而是农民的“养儿防老”理想的孝道。农民身处穷僻尤其重视劳力，婴宁想以弱女代男的理想正是当时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理想的体现，也正是对当时农村中迫于生计溺弃女婴的批判。

　　表层的喜剧色彩和内在的悲剧情味，使这篇短篇小说跨在了喜剧与悲剧的边缘，成为女性命运和人类困境的一个绝妙的象征。小说写婴宁由无时不笑到“虽故逗亦不复笑”性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一种饱经世事挫磨产生的谨慎处世和超然于世俗的态度。在作者看来，世事难测，人葆其天真，却不可以一任其天真，女性尤应如此。这是作者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可能的折中，是他人情练达之见。蒲氏对婴宁的笑这种赞美态度在潜意识上也许带有男子赏玩女性的嫌疑，但其根本还是对人之个性生而自由的肯定。而世事纷扰，人生多忌多艰，女子的处境则尤为难堪，即以“笑”而言，充其量只能“有时而笑”。他使婴宁不得不成为“全人”，更多地出于现实生活得失利害的考量，反映了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婴宁》表现在封建礼教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处世原则倾向不妨说是趋向入世的。其价值根本上在于写出了旧时一个少女生世的欢乐与苦辛，写出了作者基于儒、道等传统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就作者用意和作品主旨，这篇小说是关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社会生活困境的一个象征。对于婴宁而言，爱情和婚姻只是她步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她脱离言笑由心的自在状态进入人世生活的仪式。正是经过爱情、婚姻进而家庭社会生活的历炼挫磨，婴宁由一个混沌未开、率性自然的少女，一变成为心存至性、态度庄肃、无笑无戚、从容应世的少妇。这个带挫折性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理想纯真与现实庸俗冲突的普遍永久的象征。这篇作品不仅是有女性解放的意义，而且是关于整个人类永远需要协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性与群体冲突的象征。

　　手法

　　《婴宁》篇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女主角的外貌美和爱花、爱笑以及纯真得近乎痴憨的性格特点。婴宁一登场，作者就以十分传神的笔法，勾勒出她不同凡俗的形象：她“容华绝代”，手拈梅花，姗姗行走在上元节的郊野；当她发现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的目光后，“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仿佛不知道王子服“目灼灼”是为己者，亦没有想到此时遗花地上对一个封建社会的少女来说是“大不检点”。开篇起势，作者就以简洁的笔触，将婴宁爱花、爱笑、美丽、纯真的特点全面写出，也可以说是对婴宁的形象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划。以后在较长的篇幅里，作者暂时放下了婴宁，转写王子服对婴宁的相思。正是婴宁的美丽和卓荦不群的风姿，才使得王子服“忽忽若迷”，所以，此处极力渲染王子服的相思之情，一方面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王子服到西山中寻找婴宁）“蓄势”，另一方面也是对婴宁的虚写，字里行间都能让读者感觉到婴宁的存在。就象高明的画家善于“经营空白”一样，作者此处的虚写手法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的。

　　在《婴宁》篇里，蒲松龄也同时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特点。为表现这种神异性，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安排上也作了匠心经营。小说以王子服见婴宁、想婴宁、找婴宁、重会婴宁、带回婴宁与之成婚作为情节纵向开展的线索，但又迟迟不点明婴宁是个什么人。而是步步制造疑云，层层设置悬念，使婴宁在作者布置的疑云迷雾中呈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王子服在上元节的郊野见了婴宁一面，爱上了这位姑娘，根据吴生的分析，找到她应是不难的。但吴生“探访既穷，并无踪绪”，故事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为婴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生认真探访而不得，后来随口撒了一个大谎，王子服却按照这谎言把婴宁找到了，此处作者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悬念，婴宁愈加显得神秘了。

　　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婴宁后，作者便浓墨重彩而又极有层次地对婴宁爱花、爱笑、纯真的性格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首先随着王子服观察点的变化，对婴宁家中之花作了多角度的描写，以繁花异卉映衬婴宁如花的容貌，纯真的心灵，并借以侧写主人公爱花的性格特点。其间，作者又点出婴宁“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这就将人和花作了有形的联系，完全消除了写花与写人之间的界隔。在王子服与婴宁相见的场面里，作者又对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爱笑，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婴宁人未到而笑声先闻，在相见过程中，她时而“嗤嗤笑不已”，时而“笑不可遏”，受到母亲斥责后“忍笑而立”，但转瞬“复笑不可仰视”。这一系列关于笑的描写，声态并作，使婴宁爱笑的性格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在这一场面中，作者虽重点写婴宁爱笑，但并没有抛开她爱花的特点，插写了一句“（婴宁）顾婢曰：‘视碧桃开未？’”这就使婴宁的形象保持了完整性，立体性，同时也将前面对花的描写与此处相见的场面勾连了起来。

　　《婴宁》篇是明显地以人物刻画为主，为了在较大的描写空间里刻画人物，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开展中不时地作较大幅度的横向扩展。例如婴宁之母秦媪在与王子服谈话时，逐渐说到婴、王的婚姻之事，秦媪说：“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读到此处，读者满以为秦媪会让王子服将婴宁带回成婚，一般作者写到此处也会乘势将情节的发展引导到偕归、成婚上去。但蒲松龄在“偕归”这一情节的出现已呈必然之势时，却不急于情节的纵向推进，他让秦媪接着说出“惜有内亲之嫌”一句话，将“偕归”一事轻轻荡开，又借秦媪说的“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的话，引出了王生、婴宁园中共话这一极为精彩的场面，情节发展的趋势毫无痕迹地由纵向推进改变为横的扩展，为刻画婴宁的纯真性格创造了较为广阔的描写空间。这就把短篇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的格局打破了，而确立了纵向推进与横向扩展紧密结合的新的情节结构的格局。而这，正是作者将人物放在艺术构思的核心地位的结果。

　　在王子服与婴宁园中共话这一场面里，作者除继续刻画婴宁爱花、爱笑的性格外，又重点刻画了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近乎痴憨的单纯天真。王子服拿出上元节婴宁遗落的梅花示以相爱之意，婴宁却傻乎乎地说：“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告诉她：他“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婴宁竟全然不解其中的缱绻之情，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当她得知王子服所说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时，仍然了无所悟，“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甚至要告诉母亲“大哥欲我共寝”。几句对话，几个细节，将婴宁如痴似憨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至此，婴宁爱花、爱笑和纯真的性格特点已无比鲜明，以后虽又多次写到婴宁的爱花爱笑，不过是这种性格特点的进一步加强和展示而已。

　　王子服将婴宁领回家里后，母亲惊问为谁，王生“以姨女对”。从前边秦媪与王生姨甥相认的情节看，这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王母却断然否认：“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婴宁说出父为秦氏后，王母又说：“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情节发展到此处，直可说是迷雾团团，疑云阵阵，婴宁这个人物更让人觉得来路不明、惝恍迷离了。情节的这种纵向安排，使婴宁始终象一个谜一样费人猜详，直至吴生追述了秦家姑丈与狐精的一段爱情史，谜底才完全揭开。揭开这个谜底之后，再回首前面的情节，就会发现作者对婴宁的神异性还在艺术构思的更深处进行了虚写。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了那个“意甚修雅”的里落，见到了那个死去多年的姨母和寤寐思服的婴宁，而后来吴生“往觇其异”时，却“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王子服看到的一切全都无影无踪了。

　　作者不仅通过情节纵向开展时的巧妙安排和几处虚写，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性，而且在小说结尾处设计了婴宁惩治西邻之子的奇幻情节，又在情节的横向扩展中刻画她作为一个少女的纯真个性。婴宁到了王家后，婆母嫌她“太憨生”，她任情恣意地惩治荒淫无礼的西邻之子结果险些儿被逮质公堂，经过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这种性格的悲剧性结局虽未免使读者惋惜，却符合严酷的生活规律。写出这种性格的结局，表现了作者对现实认识的深刻精微，也反映出他的忧愤是多么深广。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与咏梅花、咏海棠一样，苏轼以梨花自况，袒露他贬居黄州后心胸仍像洁白梨花那种旷达情怀。

　　上片，以反衬手法，从视角上写梨花的品格。“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开头三句，以“红杏”开过了，“夭桃”谢“尽”了来衬托梨花盛开状态，交代梨花独放的暮春季节。“独”字一用，宛有万花皆离我独笑的孤姿；“占春芳”再无他花，只有此花独为大地占尽春芳，显示高洁。以红衬白，个性鲜明。“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从嗅觉上和心态上，以反衬之笔，写梨花的自然清香和沁人脾的魅力。兰草与麝香本是花中之王和香中之首，在此与梨花相比，自然逊色多了。但他并未贬低兰麝。然而，作者巧妙地指出：兰麝怎能和“自然透骨生香”的梨花相比，进一步突出了梨花的名贵地位和观赏价值。这为下片写人埋下了隐示性的一笔。

　　下片，运用了正喻手法，写包括作者在内的游黄州、武昌的友人梨花般的品格。“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突出他们饮酒赏花，酒花香醉的谐谑情景。“对酒莫相忘”为领颔句，领取串连下文。喝上了酒，就会忆起这酒似歌妓“佳人”的姿色；还兼有或占尽那似酒似花的、“无花香自远”的“明光”酴醾的韵味。酒、佳人与酴醾的联系是从白色与麝香般的气味为媒体的。紧接着两句点题：“只忧长笛吹花落，除了宁王。”由上的写物而隐喻到写人，让人留恋的红杏、夭桃最后凋谢了，但最担心的是梨花，不要因时令之笛吹落；否则，担心的便是开国受命之宁王。很显然，作者以此隐寓着贤明的神宗，能否像宁王那样，不要吹落他这“梨花”。

　　全词笔法奇特，博喻成堆。先是以“红杏”、“夭桃”红色和凋谢反喻梨之白花和盛貌；继而以兰麝的兰黑色和沉香来正喻梨花般的白花和透骨的本质；再以上片的花物来喻隐下片的人事；下片又以酴醾般的酒、花与忆想中的“佳人”相喻，且三者融为一体，互得益彰。最后，借花抒发花与宁王息息相关的命运，来影射宋朝皇帝是否爱惜孤洁梨花般的贬臣东坡；何况苏东坡早是“酴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的齐安花了。

　　作品散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两段为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第三、四段为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第五、六段为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第七段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这篇散文记叙具体真切，富狱说服力，行文简介狱序，却不失生动。

　　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作者亲眼见到“死丽由窦出者，日兰四人”，狱中情状，惨不忍睹，随即运用对话方式，由杜君介绍详细情况，“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瘟疫流行，死人之多更加骇人听闻。瘟疫流行的原因，一则房屋设备恶劣，旁四室无牖无窗，晴无天日，窑气不流通。二则犯人太多，“系囚常二百余”。三则狱中成法残酷，“薄暮下管键”，“质明启钥”。四贼非人的生活环境，“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再加上气候变化，“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更加奇怪的是“大盗积贼，杀人重犯”“染此者十不一二”，“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善恶颠倒，是非不明。由此不难想见狱中的一片残酷阴森的景象，作者已经勾画出了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

　　接着作者设问，由杜君继续作答，进一步说明犯人之多的原因以及“其骈死”，皆“法所不及者”的原因。封建统治者为着巩固其封建专制政权，实行恐怖政策，京师一地，监狱林立，法网密布，贪官暴吏们则趁机大发横财。他们为了榨取钱财，任意拘捕无辜，然后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向囚犯肆意敲榨勒索。这样，狱钱的可以消遥法外，无钱的就横遭追害，贫苦百姓更是冤沉海底，忧恨病死的不可胜数。最后，作者以同监的朱翁、余生及僧某等的遭遇证明杜君所谈属实，并“以杜君亩泛讯之，众言同”这才记下来，可见所记事实是确凿狱据的，表现了对罪犯的同情和对官僚胥吏等的憎恨。

　　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管行刑的，明抢暗夺，毫无人性，就是对予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要处心积虑加以勒索。甚至连死人的头也要拿来做索取贿赂的资本。他们的残酷罪行，令人发指。管捆人的，捆绑之松紧，要看贿赂的多少而定，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残暴地摧残犯人，敲诈钱财的手段，无所不施。管施刑的也是如此，棍棒的轻重，看贿赂的多少而区别。他们认为从犯人身上榨取钱财是理所当然的，以得贿多少决定对犯人的待遇也是合理的。作者记叙了一系列的罪恶事实，狱力地揭弦了封建专制时代黑暗政治的真相。

　　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作者先概括叙述老胥藏伪章，任意篡改“文书”的枉法情况，接着举出具体事饲说明官吏枉法受贿，使良民含冤屈死，坏人逍遥法外。在“把持公仓”一案里，胥吏受鳓千金的贿赂，居然敢私造上行文书，调换“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代主犯受刑。当时的“主谳者”明知换了本章，错杀了人，但却不敢查问。这里，不仅表现了“主谳者”的丑态和卑怯心理，而且说明了只要保住官位就不管人民的死活，正是封建官僚的人生观。重贿千金的事件，作者没狱目睹，但“余在狱，犹见某姓”，并写出狱中人相互指认的情况，可见这一骇人事件完全属实。

　　此外，胥吏还借“矜疑减等”的机会，设法午弊，作者在狱中亲见郭四的事实，令人极为愤慨。“凡四杀人”的罪犯逍遥法外，“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写出了杀人恶棍的嚣张气焰。作者对这种情况，不仅指斥“渫恶吏忍予鬻狱”，还责备一些“良吏”不追究实情，“多以脱人予死为功”，而开释了坏人，冤枉了良民，说明了这个时代的法律和监狱完全是迫害良民，助长坏人的气焰，作者慨叹“其枉民也，亦甚矣哉”，这是对封建统治罪恶的控诉。

　　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狱奇羡”，概括说明当时监狱的黑暗，接着举出一件事实，李姓“杀人系狱”， “每岁致数百金”，赦出后“漠然无所事”。刑部狱对于良民来说，完全是残酷阴森的人间地狱，令人体目惊心，而对坏人来说，则不但不可怕，而且是牟利的好地方。他们对监狱恋恋不舍，到不得不离开时，竟“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怅然而出”，乍看这样的言行未免狱些奇异，但事实确实如此，更足以说明当时监狱的本质。

　　这篇散文勾勒出一幅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监狱图，表现事对一些无辜受害者的同情，对于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狱一定的意义。文章所记的内容头绪纷繁，但作者写得简洁狱力，没狱浓郁的渲染，而人物神态却历历在目。在写法上选取了狱中几个方面的典型事例，用先概括叙述，再具体描写，先提出问题，再举事例的方法，并时时设问作答，突出重点，真实性很强，这些都值得借鉴。

　　全文记述作者在封建监狱中的种种见闻，具体深刻，牵涉面广。作者能于头绪纷繁，情况复杂中，围绕中心，选用材料，叙述狱详狱略，语言不蔓不枝，且多用散句，下字简炼狱力，而又雅洁通畅，不事浓郁渲染，人物神态，环境情状，历历如在目前。记述时多采对话形式，常举典型事例为证。先用概括介绍，次叙具体事实，间发个人议论，质朴中灵活多变。桐城文章，此作可称佳构。

　　这首诗分入山和出山两个片断来写，而以访惠勤、惠思贯穿连缀。

　　首起点出时间地点。二僧结庐孤山，孤山在西湖边，所以诗从西湖展开，说自己在一个昏沉欲雪的日子出行，见到西湖上空满积着阴云，低低地压着湖面，西湖边上的楼台与重重叠叠的青山，笼罩在烟雾之中，若有若有。这样，抓住气候特点，略加点染，展现了一幅光线黯淡的水墨图，朦朦胧胧。接着，诗人眼光从远处拉回，写近处山中，水流清浅，人迹不到，只有鸟儿啁哳宛啭。虽是近景，因为极静，又显出了山的幽深。同时水清、有人，又与节令、气候相关。

　　以下诗入题，写访僧。先写未见僧人所居时，说明自己腊日不和妻子儿女团聚，特地入山访僧，是为了陶冶性情，自我娱乐。僧人住在山中，山路盘曲纡回，正是自己想去的地方。“纸窗”二句，写见到僧人所居后。僧人所居只是纸窗竹屋，僧人则拥褐而坐。轻轻点染，写出景物的幽旷与僧人淡泊的生活，揭示了僧人高尚的品藻；诗人访僧的经过，与僧人的交谈，就隐藏在会心之处，不写而写了出来；同时，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天寒”句起写回程。天寒路远，所以天未晚就回家。不说是自己要回去，而说是由于僮仆相催，又点出自己与二僧谈得很投机，依依不舍。出山一看，只见云木回合，野鹘盘旋在佛塔之上。云木合，说雪意更浓，垂暮光线更昏暗，树木隐在迷雾之中；野鹘盘空，又在迷离之中点染一二清晰之景，使画面饶有深趣。这一景色，与起首四句相呼应而不重复。

　　结末四句，写到家后的感受。“欢有余”应接前“实自娱”而来，说明不虚此行，游之乐及游之情都表达了出来，自己的人生观及僧人的清净有为也得到了再次肯定。而火急作诗，更加深了自己的欢快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不仅写了自己的心情，也是苏轼文学创作观形象的表达。苏轼作诗强调敏捷的观察力及翔实的表达能力，善于捕捉一瞬间的情感与景物，这首诗也正体现出他的创作特色，从各个角度描绘出景与情所具有的独特的诗情画意。

　　此诗的用韵也显示了苏轼诗娴熟的技巧。诗除了少数几句隔句用韵外，通首一韵到底，音节畅美自然。清纪昀批说：“忽叠韵，忽隔句韵，音节之妙，动合天然，不容凑拍，其源出于古乐府。”其中“孥”、“遽”等字都是险韵，尤为难得。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