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李白游秋浦时。
该诗描述的是李白在清溪江石上独自喝酒后的所思和所想。此诗前四句以入声韵写诗人携酒独上江祖石及石之悠古，后六句以上声韵写其愿效东汉严光(子尺)不受武帝征召而归钓富春江和友人权昭夷隐迹山中之高格，并从侧面映衬出清溪风光之美。
王琦谓“江”字下“似缺一祖字”。《一统志》：“江祖石在池州城南二十五里，有一石突然出水际，其高数丈，上有仙人迹，名曰江祖石。”
权昭夷：天水人，事迹不详。李白《独酌清溪江[祖]石上寄权昭夷》诗，约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又《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诗，云：“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权子”即“权侯”，当即权昭夷，与上诗为同时之作。又《金尺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云：“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证知权十一即权昭夷。此序约天宝十四载(755)作于金尺。
江祖石：有今安徽池州市西南清溪河北岸，今属里山乡里山村。因“形似古渡江神”故名“江祖”。石面朝清溪，与万罗山隔溪峙立，背靠江祖山。李白《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有“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秋浦歌十七首》(其九)有“江祖一片石，青天扫画屏”。(其十一)有“逻人横鸟道，江祖出鱼梁”。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中唐人以白描叙日常生活，往往曲尽人情。朱庆余《闺意上张水部》写洞房花烛夜后的新嫁娘，令人过目不忘；王建《新嫁娘词》内容如朱诗之续，艺术上亦不相让。
古时常言新媳妇难当，在于夫婿之上还有公婆。夫婿称心还不行，还得婆婆顺眼，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古代女子过门第三天（俗称“过三朝”），照例要下厨做菜，这习俗到清代还保持着，《儒林外史》二十七回：“南京的风俗，但凡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画眉入时固然重要，拿味合口则更为紧要。所以新媳妇总会有几分忐忑不安的。
“三日入厨下”直赋其事，同时也交待出新婚的特定程序。“洗手”本是操作中无关紧要的环节，写出来就有表现新妇慎重小心的功效——看来她是颇为内行，却分明有几分踌躇。原因很简单：“未谙姑（婆婆）食性”。考虑到姑食性的问题，颇见出新妇的精细。同样一道羹汤，兴许有说咸，有说淡。这里不仅有个客观好坏标准，还有个主观好恶标准。“知己不知彼”，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她需要参谋，还要考虑谁来参谋。夫婿么，十个男儿九粗心，他在回答母亲食性问题上，也许远不如对“画眉深浅”的问题来得那么叫人放心。而女儿才是最体贴娘亲的，女儿的习惯往往来自母亲的习惯，食性亦然。所以新嫁娘找准“小姑”。味”这东西，说不清而辨得出，不消问而只须请“尝”。小姑小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总未成年，还很稚气。她也许心想尝汤而末敢僭先的，所以新嫂子要“遣”而尝之。姑嫂之间，嫂是尊长。对夫婿要低声问，对小姑则可“遣”矣。情事各别，均应服从于规定情景。这两句切合人物的身份和特定的生活情境，写得细腻传神。
诗人写到“尝”字为止，以下的事情，就要由读者去补充了。这样反觉余味无穷，体裁的限制转化为表达的优长。由于诗人善于描写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心理，寥寥几笔便勾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慧黠的新嫁娘的形象，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咏物诗词一般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短短十四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
上句重在赋“色”，兼及体性；下句重在咏怀，突出“香”字。据有关记载，桂树花白者名银桂，黄者名金桂，红者为丹桂。它常生于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林，间无杂树。又秋天开花者为多，其花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轻”，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她不以明亮炫目的光泽和秾艳娇媚的颜色取悦于人。虽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情怀疏淡，远迹深山，惟将浓郁的芳香常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形神兼备地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她的颜色并不艳丽，“暗淡轻黄”，与很多名花相比，外表逊色得多。她的社会声望也很一般，“情疏迹远”，并没有得到什么荣耀和宠幸，更不会有人给她热捧恭维。但是她的体性温柔，香留天地之间。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这两句起直至歇拍，都是以议论的方式行文。这两句是议论的第一层。花当然是以红为美的。至于碧牡丹、绿萼梅之类，那就更为名贵了。这些都是桂花没有具备的。但是作者认为，内在美，比外在美更为重要。“何须”二字，把各种名花一笔荡开，突出了色淡香浓、迹远品高的桂花，断定她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这是议论的第二层。梅花既有妍丽的外美，更有迎霜雪而开的高洁的内美。菊花更是人所共同认可的“君子之花”，兼具内外之美。但是这两种名花，在桂花的面前都自叹不如，都产生了羞愧和妒忌的心理。经过这样的比较抑扬，桂花的定位就很清楚了。所以作者论定：桂花是众多的秋季名花之冠。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这是议论的第三层。“骚人”，指屈原。屈原在《离骚》中，用褒扬之笔，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香草名花，以比况君子修身美德，可是偏偏没有提到桂花。所以作者抱怨他“可煞无情思”。屈原的人品和才德，是人所共同景仰的，这也包括作者李清照在内。对这位先贤的抱怨，更突出了作者对桂花的珍重。
李清照的这首咏物词咏物而不滞于物。草间或以群花作比，或以梅菊陪衬，或评骘古人，从多层次的议论中，形象地展现了她那超尘脱俗的美学观点和对桂花由衷的赞美和崇敬。桂花貌不出众，色不诱人，但却“暗淡轻黄”、“情疏迹远”而又馥香自芳，这正是词人品格的写照。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尔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