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读书人黄允修来（向我）借书。我把书交授给他并且告诉他说：
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认认真真地）去读。你没听说过那些藏书的人（是怎样读书）吗？《七略》（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著作，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四库》（唐朝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的藏书，有《经》、《史》、《子》、《集》四库。这里《七略》、《四库》都指内府藏书），是天子的藏书，然而天子中读书的人有几个呢？那些搬运起来使牛累得流汗，放在家里塞满了屋子的，是富贵人家的书，然而富贵人中读书的有几个呢？其余那些祖辈和父辈收藏（的书籍），子辈孙辈随便丢弃的就不用说了。不只读书是这样，天下的事物（也）都是这样。不是那人自己的东西却勉强向别人借来，（他）一定担心别人催着要还，因而就显出忧惧的样子，抚摸玩赏那东西久久不能停止，心想：“今天存放（在我这里），明天（就要给人）拿回去，我不能再看到它了。”如果（这东西）已经被我所拥有，（我）一定会（把它）捆扎好放在高处，保存起来，说一声“姑且等到另外的日子再看吧。”
我小时候爱好读书，但是家里贫穷，很难得到书读。有个姓张的人藏书很多。（我）到他家去借，（他）不借给我，回来以后我在梦中还出现向他借书的情形。我那种迫切（求书的心情就）像这样。所以（只要）有看过的书就记在心里。（我）做了官以后，薪俸花出去了，书籍买来了，屋里到处都堆放满了，蠹虫丝迹时常覆盖书册。这样以后我（才）感慨借书读的人是（那么）用心专一，而自己少年时候的时光是（多么）值得珍惜的啊!
如今姓黄的年轻人像我（从前一样）贫穷，他借书（苦读）也像我（从前一样）；只不过我把书公开，慷慨出借和姓张的吝惜书籍，（不肯出借，）似乎并不相同。这样看来，那么是我本来不幸遇到了姓张的，而姓黄的年轻人本来幸运遇到我吧？（黄生）懂得了（借到书的）幸运和（借不到书的）不幸运，那么他读书一定会专心，而且他还书也一定会很快。
（我）写下这篇说，让（它）和书一起（交给黄生）。
注释
生：古时对读书人的通称。
授：交给，交付。
子：对人的尊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您”。
七略四库，天子之书：七略四库是天子的书。西汉末学者刘向整理校订内府藏书。刘向的儿子刘歆（xīn）继续做这个工作，写成《七略》。唐朝，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的藏书，有经、史、子、集四库。这里七略四库都指内府藏书。
汗：动词，使……流汗。
祖父：祖父和父亲。“祖父”相对“子孙”说。
弃者：丢弃的情况。
无论：不用说，不必说。
然：这样。
夫人：那人。指向别人借书的人。
强：勉强。
惴惴：忧惧的样子。
摩玩：玩弄，抚弄。
业：业已、已经。
高束：捆扎起来放在高处。束，捆，扎。
庋：放置、保存。
姑：姑且，且。
俟：等待。
异日：另外的。
尔：语气词，罢了。
难致：难以得到。
与：给。
形诸梦：形之于梦。在梦中现出那种情形。形，动词，现出。诸，等于“之于”。
切：迫切。
如是：这样。
故有所览辄省记：（因为迫切地要读书，又得不到书。）所以看过的就记在心里。省，记。
通籍：出仕，做官。做了官，名字就不属于“民籍”，取得了官的身份，所以说“通籍”。这是封建士大夫的常用语。籍，民籍。通，动词，表示从民籍到仕宦的提升。
俸：俸禄，官吏的薪水。
落落：堆积的样子。
素蟫：指书里蠹虫。
灰丝：指虫丝。
卷轴：书册。古代还没有线装书的时期，书的形式是横幅长卷，有轴以便卷起来。后世沿用“卷轴”称书册。
少时：年轻时。
岁月：指时间。
类：似、像。
公：动词，同别人共用。
吝：吝啬。
归：还。
黄允修是个上进的青年，读书万卷，知识渊博。在那时候，并没有图书馆，所以要想读到书就得自己去买，而他只是个穷书生又没什么银子，所以常去当地藏书人家借书来读，但借书也并非易事，书一般系主人珍藏，大多不愿外借，况且有时自己也会用，也不愿借出。
所以，黄允修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也有个大书房，上藏天文，下藏地理，中间藏世间历史。没银子，自然不能把爱读的书都买回来，幸好当地有个叫袁枚的学者赏识黄允修，每次都会借书给他。
一天，他又去袁枚家里，想借本《东坡七集》来研究一个宋词。袁枚是个好客之人，见黄允修谈吐不凡喜求上进，是打心眼里喜欢，刚好有人从岭南送来荔枝数颗，便邀黄允修一起品尝。
吃完荔枝，袁枚便带黄允修讲书房，并向黄允修讲宋史。黄允修打算赴京赶考，想向袁枚借些银子买书。袁枚是个小心眼之人，怕黄允修此去无回，能不能中尚未知卜，便不想借他。但交往多日，怕允修对他有成见，何况他也是方圆面里的大学者。矛盾之下，袁枚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一番慷慨陈词的教育之后，袁枚挥笔而就了一篇关于借书有什么好处的文章，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黄生借书说》。
袁枚在文章里大讲借书的好处，借来的书才珍贵，买回来的书不会好好读之类，还以皇宫贵族、富甲一方的仕族打了一番比方，说四库全书有几个人读，祖辈藏书子孙辈弃书的多的是，末了还献身说法，说自己小时候就常去一户姓张的人家借书，因为是借来的，所以非常珍惜，晚上都能梦到书中读的内容。还夸下海口，说如果借他的书回去读，黄生定能高中！
黄生一向崇拜袁枚，被这番言语迷惑的晕头转向。于是再不提借银子的事，借了一大撂书并带着《黄生借书说》一并回家去。经过一番苦读，次年黄允修去考试，果然中了名进士，并任邻县的知县一职。
作者认为自己幼时借不到书而“形诸梦”是非常不幸的，而黄生能与作者“公书”是非常幸运的，所以作者要黄生“知幸与不幸”，珍惜少时光阴，专心读书。我们当代的读书条件比起黄生来又不知要幸运多少倍，我们更应“知幸与不幸”，珍惜现在这大好的学习条件和自己的青春年华，刻苦读书。如果学有不成，非他人之过，自己应该多反省，知警惕。这篇“说”就青年黄允修向作者借书一事发表议论，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勉励青年化弊为利，努力为自己创造条件，发奋求学。
课文围绕中心，夹叙夹议，层次清楚地阐明事理。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出人意料，引人深思，随后围绕着这个中心，逐层展开阐述。先以帝王、富贵人家全都藏书丰富，却没有几个读书人，以及祖父辈尽心藏书而子孙辈随意毁弃书这三种常见的事实，来作初步证明；再运用类比推理，以人们对于借来的东西和属于自己的东西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说明这个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作者从那常见的现象中推究出其原因──“虑人逼取”，这种外来的压力，会化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有力地证明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接着，作者又拿自己年少时借书之难、读书用心之专和做官后有了大量的书籍却不再读书等切身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论证。最后，在上述分析说明的基础上，紧扣“借书”一事，指出黄生有幸而遇肯“公书”的人，勉励他应该珍惜机会，勤奋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中心论点虽然是“书非借不能读”，但很明显，仅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论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说”本身不同于规范、正统的论说文，本文作者袁枚又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因此，我们更宜于把本文视为作者在有感而发的情况下率性而为的一篇带有游戏性质的小文，其中包含有对逝去的青年光阴的怀念、对如今自己的自嘲，而主旨则在鼓励、教育黄生，只是没有板起面孔来。
中心：作者就黄生借书一事发表议论，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勉励黄生努力为自己创造条件，发奋学习。
本文大致可分两段。
第一部分（第一至三段）：阐明“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第一段是这一部分的首领段，先说黄生借书，缘事而发引出下面议论。第二段在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后，一连用了“天子”、“富贵人家”没有几个读书者和“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这三种常见的事实，来初步证明；并以“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一句，深化了论点，扩展了论题；再以人们对于借来的东西（“强假焉”）和属于自己的东西（“吾所有”）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做对比论证，证明了“天下物皆然”这个论断是有普遍意义的。作者从那常见的现象中推究出其原因——“虑人逼取”，这种外来的压力，会化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有力的证明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第三段又以自己年少时借书之难、读书用心之专和做官后有了大量的书籍却不再读书等切身经历为有力论据，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论证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课文为了论证“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观点，作者从三个方面作了对比。这三个方面的对比是（1）藏书（物）者和借书（物）者对书的不同态度和心理的对比；（2）“我”幼时遇张氏吝书之不幸与黄生遇“我”公书之幸的对比；（3）“我”年少时借书苦读与做官后有书不读的对比。总之，这部分围绕中心观点，有议有叙，层次清楚地阐明了事理。第二部分（第四至五段）：在上述充分的基础上，紧扣“借书”一事，指出黄生有幸遇到肯“公书”的人，向黄生提出希望，读书必专，归书要速。最后一段照应开头，也是在点出写这篇“说”的目的：勉励他应该珍惜年少时光，勤奋学习。
古代书籍刻印不易，印数不多，得到书比现在难得多，要想博览就得靠借。而且清代同样也没有公共图书馆，只得向私人藏书者借。由于有书的人不多，得书又不易，加上私有观念重，自然不愿借出。还由于当时书借出后损坏甚至丢失的情况也不少，当时就流传着“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俗语，所以书就更难借了。正因为如此，借来的书就更能激发人们勤奋阅读。
黄允修贫而好读书，袁枚很器重他，也很乐意帮助他，除了借书给他之外，还支援他一部分生活用费。《赠黄生序》中说：“又虞其家之贫有以累其能也为羞其晨昏，而以书库托焉，成生志也。”此文即是袁枚在黄生借书时有感而发，撰写而成。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能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能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