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用不到去歌唱当年皇帝妃子的悲欢离合;在人间也有银河,使得千千万万人家夫妻离散。
像石壕村那样的夫妻诀别数也数不清,老百姓的泪水比长生殿上洒的那点泪水多太多。
注释
长恨歌: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之诗,写的是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的政治悲剧与爱情悲剧。
银河:天河。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被银河隔开,不得聚会。
长生殿:旧址在陕西骊山华清宫内。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这首诗作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作者赴陕西任职途中。唐代天宝十四载(756年)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自京都长安逃往四川经过马嵬坡时,禁军哗变,迫使唐玄宗命杨贵妃自缢。历代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有题味。其中最著名者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诗人缅怀历史,自然想到《长恨歌》,创作此诗,抒发感慨。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首联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颔联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颈联写诗人黄昏时才寻到僧人,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尾联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诗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一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禅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时当红日西沉山谷,诗人进入山中,去拜访一位住在茅屋中的僧人。“茅屋”,写出僧人居处的简朴,“孤僧”,写出僧人的不厌孤独。而诗人此时正逢生活清苦、亲朋离散的艰难岁月,他寻访这样一位清苦而孤居的僧人,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启示,以解除自身的苦恼。清苦人寻清苦地,孤独客访孤独僧,俗与佛已有了精神交流的契机。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时当深秋,满山的林木飘下纷纷的黄叶,诗人要找的那位孤僧,却不知住在哪里。“人何在”,使人联想到诗人于山林间四处张望的神态,显现出山间林木的密集和僧人的幽藏,愈发表现出这位孤僧远避红尘的意趣,这正是诗人探访的目的。对句更将僧人的幽藏作进一步的渲染:诗人沿着寒云缭绕的山路,盘曲而上,已不知把那盘山之路走了几重。山路入云,已见其高,何况入的是“寒云”。“寒云路几层”不仅写出僧人的高居尘上,也写出诗人不畏辛劳和艰险、—心追寻禅理的热切之举。此联二句写景而兼记行踪,景中暗含着僧人和诗人的影子,言筒意丰,蕴藏极富,堪称方家妙笔。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初夜”二字与首句“残阳”相关照,写出到达茅屋的时间。夜幕降临,僧人在茅屋中独自敲磬诵经。“独”字与次句的“孤”字相呼应,因为是“孤僧”,所以独自敲磬。虽只身独处,而未怠佛事,可见其对佛的虔诚。诗人此时站在茅屋外边,耳听清脆的磬声,眼望寂静的星辰,深感佛界的静谧与安详,此中再无红尘之困扰。待到僧人佛事已毕,诗人走进茅屋,与之交谈,对交谈的情状仅用“闲倚一枝藤”五个字概括,却内蕴丰富。“藤”是藤条做的手杖,极为简朴,僧人所“倚”,仅此而已,生活之清苦可以想见;难得的是僧人那份“闲”态,居清贫而安闲自如,从容不迫。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佛教认为大千世界全在微尘之中,人也不过就是微尘而已。诗人领悟了这个道理,表示今后不再纠缠爱憎,众心净虑,以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
综观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诗人先写出访,次写途中,再写遇僧,最后以思想收获作结。诗人先将笔墨集中在探访之上,描写僧人居住状态的孤独。用“独敲”一联勾勒,“独”字和“一”字均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孤”字。用“闲”字写出佛家对红尘物欲的否定,突显出诗人希望从佛教思想中得到解脱,将爱憎抛却,求得内心的宁静。最后写诗人访僧忽悟禅理之意,更衬出孤僧高洁的心灵。此诗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惮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
这首诗首联叙事写情,平坦直露,写诗人卧病在家,人事隔绝,已使人有寂寞之感,忽闻得朋友远谪江西,惆怅万分。第二联紧扣“嗟”字写惜别深情。朋友远行,诗人因病不能相送,伤别之情倍添一层。第三联围绕“嗟"字,借孙楚、屈原的典故,交待友人行踪,喻写友人品性遭遇,抒发诗人对宦海沉浮之感和对友人的惋惜之情。最后两句仍用典故,以“可惜”归结“嗟”字。全诗笔墨饱满,情意厚重。诗人以龙泉剑埋丰城的故事,暗点出友人的贬所,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慨叹,同时也是对友人的安慰,暗示他会被再度起用,重施抱负。
首联直接写诗人当时因疾困床,与外界事务日渐疏离,社交范围大为受限。于这孤寂时刻,又传来友人将因贬谪而远行的消息。这消息令诗人既因离别而感到孤寂,也因友人远行而倍感忧伤,心头的感慨涌动,难以压抑,为全诗铺设了深沉悲伤的基调。“嗟”字的运用恰到好处,表达了多重情感:首先是对别离的惋惜,因与知己的离别而感到不舍;其次是对友人受贬谪的伤感,对此感到深深的同情;最后是对社会风云变幻的感慨,因友人被贬而对官场起伏、荣辱无常之事发出叹息。这个“嗟”字贯穿全句,为整首诗营造出一种悲凉而沉重的氛围。
颔联巧妙地紧扣住“嗟”字,深刻地描绘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别离之情,呈现出他的情感起伏和心境变化,形成一幅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画面。同时,诗人还通过虚构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他想象中的送别情景:友人远行,诗人因病未能亲自送行,从而加深了别离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忽然产生奇思妙想,用江边依依垂柳比拟自己内心的缠绵之情。这种虚实结合、自然朴实的表达方式,充满了丰富的意境和深厚的情感。第四句则透露出诗人的心已飞往江滨,即便身在河桥之上,心却早已飘向江畔,真切地描绘了诗人与友人深厚的情谊。与第三句形成鲜明对比,营造出更加丰富的情感层次,为“送别”主题增添了更多的情感体验。
颈联以“嗟”字为中心,巧妙地交织友人杜审言的贬谪经历,描绘了他的命运起伏,同时运用孙楚、屈原的故事,将友人杜审言的才华与仕途跌宕融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惋惜和对世事的感叹。孙楚,西晋著名文学家,尽管才华出众,却因为傲慢而缺少了乡曲之誉,直到四十岁才开始从军。屈平以高超才华著称,因遭人诽谤被贬,流落沅湘,最终选择在汨罗河中自尽。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时,途经湘水,写下了《吊屈原赋》表达自己的情感。友人杜审言同样是一个“恃才謇傲”的人,此次被贬至吉州,途经两湖之地,沿途正是前贤足迹所到之处。诗人通过这些历史典故,呼应友人的遭遇,感慨友人杜审言在仕途中的坎坷,抒发了深切的惋惜之情,使诗歌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尾联以典故为基础,巧妙地运用“可惜”一词来汇聚“嗟”之情。诗人以龙泉宝剑埋于丰城的传说,含蓄地表达了友人受贬谪之事,映射出怀才不遇的感慨。与此同时,也在暗中安慰友人,寄托了他再次得到重用、实现抱负的期望。这两句诗句将典故与现实情境融合得紧密无缝,富有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收到了一石三鸟之效。
这首词写少妇的哀怨。
上片首二句对举成文,境界凄冷,是女主人公周遭的环境,与后面所表现的她内心的凄寂和谐地统一起来。“玉郎”三句,为女主人公的想象之辞,用“玉郎”在外纵情,反衬自己的孤独。
下片二句是上片感情的直接抒发,“春朝秋夜”,喻时日之长。哀怨之深。“少年”二句,痴情反问,曲尽怨恨,而怨愈重,情弥深。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