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赤壁的泥沙中,埋着一枚未锈尽的断戟。自己磨洗后发现这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留之物。
倘若不是东风给周瑜以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注释
折戟:折断的戟。戟,古代兵器。
销:销蚀。
将:拿,取。
磨洗:磨光洗净。
认前朝:认出戟是东吴破曹时的遗物。
东风:指三国时期的一个战役──火烧赤壁。
周郎:指周瑜,字公瑾,年轻时即有才名,人呼周郎。后任吴军大都督,曾参与赤壁之战并为此战役中的主要人物。
铜雀:即铜雀台,曹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建造的一座楼台,楼顶里有大铜雀,台上住姬妾歌妓,是曹操暮年行乐处。
二乔:东吴乔公的两个女儿,一嫁前国主孙策(孙权兄),称大乔,一嫁军事统帅周瑜,称小乔,合称“二乔”。
这首诗是诗人经过赤壁(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诗人观赏了古战场的遗物,对赤壁之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有感而作。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诗篇的开头借一件古物兴起对前朝人、事、物的慨叹。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后两句久为人们所传诵的佳句,意为倘若当年东风不帮助周瑜的话,那么铜雀台就会深深地锁住东吴二乔了。这里涉及到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这对于诗人而言是相当清楚的,因为杜牧本人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历史时事是非常熟悉的。众所周知,赤壁之战吴胜曹败,可此处作者进行了逆向思维大胆地设想,提出了一个与历史事实相反的假设。假若当年东风不帮助周瑜的话,那结果会如何呢?诗人并未直言战争的结局。而是说“铜雀春深锁二乔”,铜雀台乃曹操骄奢淫乐之所,蓄姬妾歌姬其中。这里的铜雀台,让人不禁联想到曹操风流的一面,又言“春深”更加深了风流韵味,最后再用一个“锁”字,进一步突显其金屋藏娇之意。把硝烟弥漫的战争胜负写得如此蕴藉,实在令人佩服。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这首词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刚刚到得成年就被嫁出,因其尚不解风流韵事,故而在出嫁之后不能完全适应新婚生活的情形。上片写这位少女婚前的美艳和天真,下片写她婚后的羞怯。
词的上片写及笄女孩娇羞怯懦,形态心境一一活脱画出,可谓丹青妙手。首句写女子身材,抓住腰细得只有一把,身材苗条;次句写其年龄,“方当笄岁”,才步人成年,正当豆寇年华。“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二句可见这女子性意识刚刚觉醒,才把头上两个下垂的发髻挽合在一起盘了起来,即俗称“上头”,这是从姑娘到新妇的发式变化,意思是她初做新妇。
“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新妇与姑娘在妆束上的区别是,姑娘数活泼为佳,新妇以端庄为美,所以,新妇的第一项任务学习“严妆”;再一个重要区别是,姑娘是单栖,新妇要过夫妻生活。这是用典。由于是新妇,看起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材,对性生活还有点承受不起。她那一举一动都妩媚多姿,十分可人。
词的下片,写女子不习惯婚后生活。“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过片承上片而来,是说这女子还有点像做姑娘时那样任性,没有学会疼爱自己的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层层展开,其心理活动的复杂与丰富活现纸上,生动如画。羞怯之中,洋溢着新婚生活的甜蜜与喜悦,简直是一幅风俗画。整个下片着重抓取了几个动作,来进一步将人物写活,使其更具立体感。一是对丈夫不懂得温存,二是不肯脱衣就寝,三是背灯而立,四是着令丈夫先睡,全然是一个不懂规矩、人世未深的孩子。结三句尤妙,但使丈夫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留下一片令人忍俊不禁且想象不尽的空间。
此词全部主旨都集中在两个字上——“娇羞”,在不同的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倾力表现了词中女性的这一心理状态。通首香艳至极,却不堕恶趣。在主题上虽未能免俗,但其对女子心性之感悟能力、描写之笔力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
有人认为柳永此度赏玩的是一位既解风情、又不失清新的雏妓,最得狎客欢心。作者无所顾忌地用俚言俗语将自己的“猴急”心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狎妓病态心理在当时的病态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被众人、乃至社会文化所认可。
头巾气重的道学先生以为此词儇薄,斥柳永无状。不必讳言,语词相当刻露。柳词轻薄、秽亵的罪名是难以推脱的,然而细绎词意亦或是写好人家小儿女初嫁的情形,作者体味细腻真切,描摹生动传神,颇值得反复揣摩。此当是柳词中别一种笔调。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今江西省九江市。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严评本《李杜全集》载明人批此诗:“‘险马当’三字尚觉生硬。后二句语不甚深 ,以无意出之却妙。”
所谓“子夜四时歌”,就是用《子夜歌》的曲调咏唱春、夏、秋、冬四季。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子夜四时歌》共选编了75首,其中春歌、夏歌各20首,秋歌18首,冬歌 17首。本篇是《冬歌》中的第一首。这首民歌借岁寒而不凋的松柏形象,表白了抒情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同时也流露出对对方情移意变的隐忧。语言清丽,情感细腻,充分体现了南北朝民歌的婉约之美。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这两句诗是以冰雪来衬托抒情主人公感情的深厚。我们都知道,江南的冰雪是极其容易消融的,有如塞北之花一样脆弱。可是作品为什么要用江南的“雪”来比喻忠贞之爱情呢?当我们读到后两句的时候才明白,抒情主人公是要借助于冰雪突出,借助于极度的寒冷衬托松柏在冰雪之中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那才是象征抒情主人公爱情忠贞不渝之所在。
“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这两句诗是以耐寒的松柏喻托抒情主人公爱情的坚贞。我们先来看看“我心如松柏”,原来抒情主人公是用冰雪下的松柏比喻爱情之忠贞,也就是说自己的爱情经受严峻的考验,依然矢志不渝。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爱情力量的伟大。而民歌在表现出女子坚贞的同时又发出疑问:“君情复何似?”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如同冰天雪地里傲然挺立的松柏一样,坚贞不渝,可是你又怎么样?是否也和我一样?读到这里,我们就不难领悟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了。看来作品是站在女主人公的立场上来写的,有同情的态度,也有责问的语气。
全诗仅四句,却连着翻进了两层意思,显得波浪迭出,诗意绝不平浅。看来,就算是冬歌,唱在江南少女口中,依然有着水乡的曲折,与那产于冰雪之地的北方民歌的质直全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