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正是清明节,诗人杜牧在路上行走,遇上了下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但是用来写雨,却是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种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倾盆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王孙公子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怎么办呢?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呢?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的路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我们读诗的人,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里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家,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展开了一处远比诗篇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我们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长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路上的行旅之人个个都神情凄迷,烦闷不乐。
询问当地之人何处买酒消愁?牧童只是用手指了指杏花深处的村庄。
注释
清明:二十四节气之一,在阳历四月五日前后。旧俗当天有扫墓、踏青、插柳等活动。宫中以当天为秋千节,坤宁宫及各后宫都安置秋千,嫔妃做秋千之戏。
纷纷:形容多。
欲断魂:形容伤感极深,好像灵魂要与身体分开一样。断魂:神情凄迷,烦闷不乐。
借问:请问。
杏花村:杏花深处的村庄。今在安徽贵池秀山门外。受此诗影响,后人多用“杏花村”作酒店名。
这一天正是清明节,诗人杜牧在路上行走,遇上了下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但是用来写雨,却是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种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倾盆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王孙公子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怎么办呢?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呢?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的路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我们读诗的人,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里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家,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展开了一处远比诗篇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我们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长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
词云:“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其实他是“十二年间十处见中秋”,在《吴船录》中他确是“细数”过中秋的十处地点。想起以往十处中秋情景,就为此夕提供了一个对比的对象。此夕如何?“今年新梦,忽到黄鹤旧山头。”“新梦”,未曾料到,下以“忽到”照应,并传达了惊喜之情。“黄鹤旧山头”指黄鹤山,传说仙人王子安曾乘黄鹤过此,故名。中间嵌以一个“旧”字,似有这样意味:昔人已乘黄鹤去,此日他来仙地游,然则他也是仙矣,他之“新梦”、“忽到”,不也像乘黄鹤飘然而来吗?同时他写的《鄂州南楼》诗道:“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飞来识旧游。”也有此意味。“老子个中不浅,此会天教重见,今古一南楼。”此地不仅是仙地,还留有历史遗迹。东晋庾亮镇守武昌时,曾在秋夜登上此处的南楼,与僚属吟咏谈笑,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世说新语·容止》)显然这里以庚亮作比,又是重演九百年前的南楼会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后人登临前人的旧地,除历史沧桑感外还会由仰慕而生出自豪感,古人做到的事我也做到了,何况作者此时地位亦复与庾亮不相上下。所以他也说:“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也!”“星汉淡无色,玉镜独空浮。”因为“天无纤云”,月明星稀,更显出那轮明月(玉镜)的明亮,它的亮色掩住了一切背景,使得它就象悬浮于空际一样。这两句是对月色的描写,不仅写出了“月色甚奇”,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怡情。“玉镜独空浮”,他的神思全然贯注到这轮明月上了,“独”,既表示了月在天际的存在,也表示了月在他心中的存在,他也要跟月一道“浮”了。大凡如此月夜,人们凭高望月,每每会生出超凡脱俗之感,何况在这仙迹胜地呢。写到这里,可以回答:“今夕如何”,真是平生少遇啊!
下阕仍写月色。“敛秦烟,收楚雾,熨江。”视野更开阔了。“秦”,泛指江北以外的地方,“楚”,指江汉一带。江北江南,长烟一空,皓月当空,月下的江流就象一匹熨平的白练,这景象又是多么柔美。“熨”字下得神奇,又十分生动,使人想起那种平滑之状,与苏轼“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当他神思飙举、游思漫疏之际,忽然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离合”,这里用作偏义复词,意分裂。眼下情况仍然是:山河分裂,月光仿佛笼罩着无边的“清愁”。这“清愁”,既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也可以看作是当夜南北许多像作者这样满怀忧国之情的人的下样望月的人的。这两句是情绪的陡转,但也是有来路的。前面的“秦烟”、“楚雾”已暗示作者在放眼北南两方,就有可能产生河山之异的感触;起拍的“细数十年事”也有这样的内蕴,“十处过中秋”就有一处是在使金途中于睢阳过的,自在此时联想之中。注意句中的“依旧”,可指靖康之后,也可指自使金以后的八年。下面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想见姮娥冷眼,应笑归来霜鬓,空敝黑貂裘。”姮娥“,即嫦娥。”空敝黑貂裘“,用苏秦事。苏秦游说秦王,”书十上而不行,黑貂之裘敝,终无成而归“(见《战国策·秦策》)。貂裘敝,形容奔走不止,穷困僚倒。
作者此时五十二岁,想起十多年间迁徙不定,“不胜漂泊之叹”(《吴船录》)。“归来”,指此次东归。这里借嫦娥嘲笑,抒发了自己华发已生、而功业无就的感慨,也流露出作者倦于风尘游官的心境。这与苏轼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同,而与辛弃疾的“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太常引·建康中秋》)异。辛词是主动问姮娥,向白发挑战,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进取精神。辛词作于淳熙元年,当为成大所知,只是因经历、心境不同,面对同样的中秋明月而产生了不同的情思。“酾酒问蟾兔,肯去伴沧洲?”“蟾兔”指月亮。“沧洲”,退隐之地,此指故乡。《吴船录》谓:“余以病丐骸骨,傥恩旨垂允,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此次东归他是打算退休的。
写这首词的四年前他在桂林写的《中秋赋》有这样的话:“月亦随予而四方兮,不择地而婵娟。……知明年之何处兮,莞一笑而无眠。”那时心情是激动兴奋的,现在乘舟东下,鲈乡在望,心情自是不同。举酒邀月,结伴沧洲,写出了他的向往,写出了他的思想上的清静,前面时事、身世引起的忧虑不安消泯了,他又可以尽心尽情地赏月了。
这首词的下阕也表现作者对国家分裂的哀怒,对岁月虚度的惋惜,统观全词,看来主要还是抒写自己赏月时的淋漓兴致和暂释官务的快慰。所以起笔便以“十处过中秋”起笔,又从神话、历史故事中生出丰富的想象,神气超怡,心胸高旷,以致后幅万里归来的痕乏也未影响它的情致。这首词的意境是豪放、阔大的,风格飘逸潇洒,语言流畅自如,可以看出它受到苏轼那首中秋同调词的影响。
阳历四月四日或五日为清明节。清明前后正是中春,以后就步入暮春了。清明前后春意盎然是踏青赏春的佳时。吴惟信这首诗描写了清明时西湖美丽的苏堤和游人游春热闹的场面以及游人散后幽美的景色。清明是美的,西湖的清明更美。
《苏堤清明即事》虽短小,容量却大,从白天直写到日暮。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西子湖畔,游人如织。到了傍晚,踏青游湖人们已散,笙歌已歇,但西湖却万树流莺,鸣声婉转,春色依旧。把佳节清明的西湖,描绘得确如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首句“梨花风起正清明”诗人点明了节令正在清明。梨花盛开,和风吹拂,时值清明。天气有何等的温暖也不必说了。梨花开在杏花,桃花的后面,一盛开就到了四月。风吹花落,那白白的梨花有的在枝头,有的随风飘落,仿佛是为了清明的祭祀而飘落的。清明时节,人们也忙碌着。
游子寻春半出城。人们游春赏玩,大多数人都出了城来到西湖苏堤上。一个半字点出了出城游玩的人很多。西湖边又是多么热闹。
后两句“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是说,日暮人散以后,景色更加幽美,那些爱赶热闹的人既然不知道欣赏,只好让给飞回来的黄莺享受去了。运用侧面描写, 反映了清明时节郊游踏青的乐趣:“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江南三月正是“梨花万朵白如雪”的季节,青年人结伴出城,踏青寻春,笙笛呜咽,歌声袅袅,微风拂面,杨柳依依,真是“心旷神怡,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写出了西湖风景的优美宜人。
瓦官阁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之一,位于南京。此诗明显不是战乱年代所作,估计作于中年。
此诗流畅明快,一路对仗下来,可见李白的感动心情。几乎不用典故,明了清晰,白描风韵。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