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点绛唇·夜宿临洺驿》是一首纪游怀古词。“临洺驿”在今河北省永年县，离邯郸市很近，是“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燕赵之地。上阕写登览所见。首二句当是傍晚斜日下远眺太行山的情景一峰峦攒聚。峰如髻，在晴日光照下清晰入目，这是凝视的感觉。当视线扫射呈散点横延时只觉山势起伏蜿蜒，游移如蝌蚪。几句粗笔点画，境界阔大而苍凉。动静相合，以动写静。词一起首就出气势，正好向怀古之情过渡。“稗花”二句是近看，视线下沉。稗花指杂草，望中犹若一层厚霜铺在地面。“盈亩”，意思是一片片有广度感；“一寸”是泛言厚度。田野本应是庄稼物，而今却是“稗花”一片，秋色原应呈绚烂状，可现在灰白迷蒙眼帘映入的是如此单调的色彩。这是写眼前景，但此景呈现的是萧瑟悲凉之感，同时勾出的也是心中情远山雄峙，绵延成势，乃自然之景，山河依然，并不随沧桑剧变而减其势；田亩破败稗花遍地是社会之貌，山河易主，一切都没有从战乱中苏复。

　　下阕写登临怀古，只用二句略透心绪。“堪回首”三字，当作反诘语气读，即不堪回首。细味又并非历史岁月的不堪回首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令人觉得不堪回首。两句表达的是一种失落惆怅的情怀。“悲风吼”三句则紧扣北地霜风，因其风向南故云“黄叶中原走”。这“吼”既是西风怒吼，更是词人心里的悲吼。作者把千头万绪、百折千绕的郁闷、慨叹、愤怨、怅惘、困惑、迷茫等等全都裹进了这一“吼”中。结句“黄叶中原走”所构成的境界更是呈现出大地茫茫、寥阔迷离、一切都在黄叶乱舞随风旋走的色调中。这是景色，也是心态。词人的怀古，似已通感于自然一时“狂飙为我从天落”，令结拍极具神韵。

　　从全词来看，上阕全着墨于写现实之景，下阕首句写过去之景，结句写现实之景，一古一今。以过去来映衬现实，加强了词的苍凉深沉感，体现了陈维崧词的豪放特色。全词以写景为主，但抒情渗透于写景中，具有十分强烈的抒情性。词中未提到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也没有明言任何具体的历史鉴戒。内容相当含混，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想像的空间。

　　这组诗是王安石重游西太一宫时即兴吟成，题写在墙上。两首诗都蕴含了落叶归根之意，亦兼有韶华易逝的慨叹和日暮乡关的愁绪。第一首诗由眼前的夏日美景联想起江南故乡的风光，抒发了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写得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第二首诗回忆初游西太一宫的情景，表现了对当年父兄同游之乐的无限眷恋之情，以叙述方式通过今昔对比来传达诗意，具有动人的意味。

　　第一首，“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这两句写所见景物，纯以名词巧妙组合，色彩对比鲜明。“绿”而曰“暗”，极写柳叶之密，柳色之浓。鸣蜩，就是正在鸣叫的知了（蝉）。“柳叶”与“绿暗”之间加入“鸣蜩”，见于那些知了隐于浓绿之中，不见其形，只闻其声，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浑然一体，有声有色。“红”而曰“酣”，把荷花拟人化，令人联想到美人喝醉了酒，脸庞儿泛起了红晕。“荷花”与“红酣”之间加入“落日”，不仅点出时间，而且表明那本来就十分娇艳的荷花，由于落日的斜照，更显得红颜似醉。

　　第三句“三十六陂春水”补写池塘水，但写的不仅是眼中的水，更主要的是，还是回忆中的江南春水。最后一句“白头想见江南”，由眼前的景色联想到故乡。三四两句有回环往复之妙。就是说，读完“白头想见江南”，还应该再读“三十六陂春水”。眼下是夏季，但眼前的陂水却像江南春水那样明净，因而就联想到江南春水，含蓄地表现了抚今追昔、思念亲人的情感。

　　此诗前两句就“柳叶”“荷花”写夏景之美，用了“绿暗”“红酣”一类的字面，色彩十分浓艳美丽。这“红”与“绿”是对照的，因对照而“红”者更红，“绿”者更绿，景物更加动人。第四句的“白头”，与“绿暗”“红酣”的美景也是对照的，但这对照在“白头”人的心中却引起无限波澜，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全诗由真入幻，触景生情，语意简明而含蓄。

　　第二首，“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这两句回忆初游西太一宫的情景。三十年是概指，当年初游此地，他还幼小，父亲和哥哥王安仁牵着他的手，从东走到西，从西游到东。而岁月流逝，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去世，哥哥也不在身边，真是“向之所欢，皆成陈迹”。

　　于是由初游回到重游，写出了下面两句：“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欲寻陈迹”，表现了对当年父兄同游之乐的无限眷恋。然而连“陈迹”都无从寻觅了。四句诗，从初游与重游的对照中表现了今昔变化——人事的变化，家庭的变化，个人心情的变化。言浅而意深，言有尽而情无极。比“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赵嘏《江楼感旧》）之类的写法表现了更多的内容。

　　这组诗的第一首是最受关注的，其色彩、意象、意味，俱不可及。但读者也不能忽略了第二首。这两首诗所写的是同一情事，是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完成的关系，只有在整体上理解了这两首诗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一首。第一首是以兴象的方式来传达诗意的，既有意境，也有意味；第二首则不具备第一首的色彩、意象之美，它是以叙述的方式来传达诗意的，但却同样有很动人的意味。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前半篇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人们倾城出郊踏青、歌舞宴游欢乐、热闹的情景，犹如一幅赏春风俗画，充满了对美好春日、美好生活的咏赞。开端两句，先点出新春，为“踏青”烘托了气氛，因为踏青是在人日（即正月初七），正是新年初过的时节。“城中”四句，形象地写出了踏青的阉热情况。

　　后半篇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道人遮道聚众，粗声大气地吆喝些吉利话，强使路人买他的符书祈福的生动场景，道人骗得金钱，却不过是沽酒买醉而已，还夸说神符灵验。这戏剧性的人物、戏剧性的场景，为春日郊游增添了几分幽默的色彩，令人难忘。

　　该诗描写了苏轼回忆青少年时在家乡新春之际，与家人及“城中居人”游春踏青的盛况，具有浓郁的乡情。后四句刻画了一位骗钱道人的生动形象，增添了郊游的喜庆气氛。故乡的风俗民情令人倍感亲切，耐人回味。全诗语言浅显，情真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