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