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这首词表现了一个思妇在春雨之夜的孤寂境遇和愁苦思恋。
上片写室外之景。首三句描写春雨绵绵洒在柳丝上，洒在花木丛中的情形。独处空闺的人是敏感的。外界的事物很容易触动其心绪，何况是在万籁俱寂的春夜。因此，当她听到从花木上掉下来的雨滴之声，犹误以为是远方传来的计时漏声。可以想象，思妇由于对远人的眷念时刻萦系在心，无法释然。故而心绪不宁，度日如年。那雨滴之声就像是放大了的漏声，对她来讲就格外地刺耳。柳丝、春雨等本是浓丽之景。但在这里只是用来暗示思妇凄凉的心境，增强对比的效果。“惊塞雁”三句则进一步渲染思妇的这种心理感觉。人忍受不了这夜雨之声的侵扰，那么物又如何呢。在思妇的想象中，即使征塞之大雁，宿城之乌鸦，甚至是画屏上之鹧递也必定会闻声而惊起，不安地抖动其翅翼。这几句是移情于物的写法，以惊飞的鸟来暗示思妇不安的心情。“画屏金鹧递”乍一看似突亍铿由室外移至室内，由听觉变成了视觉。其实，描写静止的鹧递慢慢变得灵动起来，这种错觉正好衬出思妇胸中难言之痛苦。
下片描写思妇所居之室内情形。在兰室之内，炉香即将燃尽．香雾渐渐消散，但却依然能透过层层的帷帐。在这样精致雅洁的环境里，思妇的心态却只能以“惆怅”两字来概括，可见其凄苦。这里“谢家池阁”泛指思妇居处。由于这些华堂美室曾经是思妇与离人共同欢乐的地方。现今独自居住，物是人非，故其心理感觉就迥然不同。“红烛背”三句则进一步描绘了在这孤寐无伴的夜晚。百无聊赖的环境下思妇之情状。如何才能排遣心中绵绵不绝的离情，如何才能寻觅离人的踪影。只有吹熄红烛，放下帐帷，努力排除外界的干扰，进入梦乡。然而“梦长君不知”，这又是一种多么可悲可叹的情景。
全词用暗示的手法，造成含蓄的效果，思妇寂寞凄凉的心理状态，深沉细腻的感情世界，几乎都是从具体的物象中反映出来的。
此诗当是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春所作，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首二句提纲，“态浓”一段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就中”二句点出主角，“紫驼”一段写宴乐之奢侈，“后来”一段写杨国忠的气焰和无耻。整首诗不空发议论，只是尽情揭露事实，语极铺张，而讽意自见，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杜诗详注》云：“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隐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读杜心解》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概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全诗通过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丑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现实。诗分三段，先泛写游春仕女的体态之美和服饰之盛，引出主角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次写宴饮的豪华及所得的宠幸。最后写杨国忠的骄横。全诗场面宏大，鲜艳富丽，笔调细腻生动，同时又含蓄不露，诗中无一断语处，却能使人品出言外之意。
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但在维妙维肖的描摹中，隐含犀利的匕首，讥讽入木三分。
本诗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时值杨国忠任右相不久。诗作对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和狂妄嚣张的气焰进行了有力鞭挞，也从侧面揭露出当时君王昏庸、朝廷腐败的社会现实。诗开篇即点出时间——三月三日。诗人用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词采，描画出一群体态娴雅、姿色优美的丽人。接着又言其服饰之华丽和头饰之精美，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丽人们身份的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等十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丽人中的虢、秦、韩三夫人。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每逢出门游玩，她们各家自成一队，侍女们穿着颜色统一的衣服，远远看去就像云锦粲霞；车马仆从多得足以堵塞道路，场面甚为壮观。诗人对三位夫人宴饮的奢华场面描写得尤为细腻。她们在云帐里面摆设酒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用色泽鲜艳的铜釜和水晶圆盘盛佳肴美馔，写出了杨氏姐妹生活的豪华奢侈。然而，面对如此名贵的山珍海味，三位夫人却手捏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因为这些东西她们早就吃腻了，足见其骄矜之气。可怜了那些手拿鸾刀精切细作的厨师们，真是白忙活了一场。内廷的太监们看到这种情形后，立即策马回宫报信，不一会儿，天子的御厨房就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山珍海味。六句主要写杨国忠权势煊赫、意气骄恣之态。他旁若无人地来到轩门才下马，大模大样地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去会虢国夫人。他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在朝中独揽大权，阻塞言路，使朝政变得十分昏暗。“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句，诗人借曲江江边的秀美景色，并巧用北魏胡太后私通大臣杨华的故事以及青鸟传书的典故，揭露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淫乱的无耻行径。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华与己私通，杨华害怕惹祸上身，后来投降梁朝，胡太后为表达对他的思念，特作《杨白花》一词。“青鸟”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是西王母的使者。据说，西王母在见到汉武帝之前，先看到青鸟飞集于殿前。后来，“青鸟”被视为男女之间的信使，在这首诗中指的是为杨国忠传递消息的人。
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终于将主题点出，但依然不直接议论，而是温和地劝说旁人：千万不要走近他们，否则丞相发怒后果就严重了，这样的结尾可谓绵里藏针，看似含蓄，实则尖锐，讽刺幽默而又辛辣。
这首词写羁旅伤别，而从荒秋暮景说起。前三句说的是雁阵掠过，飞落沙滩；秋水生寒，烟霭笼在水上。古垒上，胡笳悲鸣，渐渐地，连这呜咽之声也沉寂了。词中不说“鸣笳声起”，而说“鸣笳声断”，这么描写更显得冷寂荒凉。开端数句，为全词定下了凄凉的基调。从“古垒鸣笳”中，可以感受出动乱时代的气息（作者是北宋末南宋初人）。这种气息，为下文所写的伤离怨别提供了特殊背景，同时也更增添了悲怆意味。
接着，在对荒凉山水的描写中，词人进一步增添感情的成分。山色有无，暗示着归途遥远，这句词化用杜牧“青山隐隐水迢迢”诗意；黄叶萧萧，顿觉秋思难以排解，第五句与末句“凭仗西风，吹干泪眼”前后呼应。天边的夕阳余辉，映照着点点寒鸦纷纷乱乱，飞归林中。以上数句，萧瑟的秋景中意寓着客况凄凉、乡思暗生之意，读之令人已觉其可有人，呼之欲出了。至“楼上黄昏”四字，词人才点出残照当楼之时楼上凝神姚望之人。这表明上边所写整个秋日暮景都是映在这人眼中的景象，染上了人的感情色彩。
“黄昏”二字，有黯然神伤的意味，也就是所谓“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赵令畤《清平乐》）而这时收入眼底的，偏偏又是“片帆千里归程”。从落雁、昏鸦，写到归舟，思归的主旨更加明显了。时值暮秋，“年华将晚”，人们都离开这荒凉的地方，驾舟归去；而自己昵，却欲归未得。“年华将晚”，这四字之中蕴含悲老大、伤迟暮之意。前有“青山隐隐”，这里又加上“片帆千里归程”，境界寥阔，把人的思绪引向远方。而“片帆”之小与“千里”之遥对比，更显示出此地的荒远和思归心切。“年华将晚”，则加深了思归的紧迫感。
“望碧云空暮，佳人何处，梦魂俱远”三句，化用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融合无间，犹如灭去针线痕迹，有妙手偶得之感。《楚辞》：“与佳期佳兮夕张”，傍晚，应该是有情人相会之时，然而，暮云已合，伊人不在。“梦魂俱远”，更透过一层，使人感到，关隘山峦阻隔，云水迢迢，即便连梦中也难相会，这就把思归的主题进一步具体化了。
下片转入对“旧游”的回忆。“邃馆朱扉”、“小园香径”、“桃花人面”，这是脑海中浮现的几个难忘的特写镜头，其中弥漫着温馨的气氛，也暗含着对方的身份和词人生活的往事。春光美好，桃花明亮，人面生辉，那记忆中的美好时光，与眼前的秋风败叶、古垒哀笳的萧索环境，成了鲜明的对比。失去的，常常愈觉可贵，尤其是在孤独苦闷之时。在自己已觉难耐，何况对方是个久别后的弱女子。下文紧接“尚想桃花人面”，句断意不断，从对方着笔，写女方对自己的思念。“锦轴”、“金徽”、“寸心幽怨”，这纤细笔触，皆从女方着笔。”锦轴“、”金徽“，这锦中字，琴中音，总道不出别恨。而“寸心”虽小，其中幽怨竟非盈轴之书与满琴之恨所能言尽，相思之苦可以想见。
下文拉回到眼前，并归结到双方合写。书、琴皆难排解忧愁，那么这“两地离愁”，只有用“一尊芳酒”去解。然而离愁的很重，尊酒的却轻，是不能解的。二者对比，造成反衬的效果，更显出离愁之深。在消愁愁更愁之时，词人只有丢下酒杯，无限凄凉地独倚危栏，徘徊楼头。归也不能归，住又无处住。愁肠百转，禁潸然泪下。“凭仗西风，吹干泪眼”八字，酸楚之极。“吹干泪眼”，足见独立之久：“凭仗西风”，只因为无人慰藉，只有西风为之拭泪。辛弃疾词云：“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而他则是自家流泪自家拭，甚至连自己也不想去拭，一直等到被清冷的西风吹干。
此词抒情真切，铺叙委婉，颇有柳七风味。此词开头就与柳词“登孤垒荒凉，危亭旷望，静临烟渚”（《竹马子》）相似。全词由凄凉转为缠绵、悲婉，紧着又转入悲怆，以变徽之音收结，留下了那个纷乱时代的痕迹，这一点又与柳词有异。一结未经人道，独辟蹊径，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顿使全词生色。唯朱敦儒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仿佛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