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阿英(钱杏邨)所编之《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曾收此作，近人遂多谓其乃为甲午战争作。实误。叶恭绰据其所收藏之文廷式手稿，对此加按语云：“此感德人占胶澳事。原稿注：‘丁酉作。’”查德人侵占胶州湾正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十月，而作者则于前一年二月被革职逐出北京，是年冬客居上海，故词题中有“岁暮江湖”之语。此与其所感之事的季节及其当时身为逐臣、流落江湖的处境，固完全相符。至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之役，自当年中日战争初起至次年三月签订马关条约，作者仍在侍读学士任上，不会自称其“身在江湖”。

　　这是一首最能见作者的忧国之情、身世之悲，也最能见其风格特征的“感时抚己”之作。词的上片前五句抒写因德人占胶澳事而触发的感慨。《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谓去病“冢前有石人马”，此词起句中的“石马”似即暗用此典，以石马之沉烟喻示和慨叹此一历史上的抗敌名将已随岁月而消逝。次句中的“银凫”喻海上的舰艇，以银凫之蔽海象喻列强海军之遍布和横行于我国领海。“击残哀筑谁和”句，则化用《史记·荆轲传》“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音，士皆垂泪涕泣”典。作者写此词时，其对时事的感慨自非一端，其所托“石马”、“银凫”之喻固亦意蕴丰富，所喻示者亦非一端。它可以使人产生时无似霍去病那样抗御匈奴的名将、致任列强舰艇蔽海而来的感叹，也可以引发骑兵时代已让位于海军时代的悲哀。当年匈奴来自大漠，霍去病之抗敌主要靠骑兵决胜，而当今列强来自大洋，拥有海上优势，则纵有骁勇善战如霍去病者，恐怕也难以挽回此一列强分割我沿海城市的局面，而建设强大的海军又非一蹴可就。这也许正是作者之“百忧如捣”的更深层原因。四、五“旗亭”两句，化用刘禹锡《堤上行三首》之三“日晚出帘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句意。他此时客居上海，其“沽酒”之“旗亭”或即在黄浦江边，而所见“风樯轲峨(“轲峨”，高貌)”之“大艑”当为江上云集之外舰，则此眼前实景正与前“银凫蔽海”之意中虚景两相叠合，而令人益增悲愤。以上五句以“感时”为主，在写法上则借助形象化的喻示，令人生发多重含义的联想。

　　词的上片后六句及下片前九句转入“抚己”，自陈其面对时局无能为力的处境和心情。“元龙”句，典出《三国志·魏书·陈登传》，但辛弃疾《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词中的“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句则变换了此典的原意，自伤为时所弃，老大无成，只得置身于世事之外而高卧。此词所云“元龙高卧”实取辛词意，与辛词同含有自伤自嘲的牢骚成分，而联系下两句“便冷眼丹霄，难忘青琐(“青琐”，古代宫门上的一种装饰，亦借指宫门)”，则又从辛词转出另一层意思，意谓：纵然身为逐臣，只得“高卧”，却身在江湖而心驰魏阙，对此时局，不能不为君国的颠危而“百扰如捣”。作者是一位爱国词人，又对德宗怀知遇之感，故其词中常流露出一片对君国的忠爱缠绵之情。此两句后，更以“真无那”三字承上启下：承上，见其虽“难忘青琐”而又身遭斥逐的哀伤；启下，则见其“冷灰寒柝，笑谈江左”之百无聊赖。“冷灰寒柝”，谓夜寒更深，取暖的炭火已熄灭，唯闻击柝之声，既点词题中的“岁暮”，又烘染和象喻作者的心情和国家的命运。下片换头两句“一笴(“笴”，箭干)，能下聊城”，用《战国策》所载燕将守卫聊城，田单攻之岁余不下；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射入城中，以遗燕将；燕将见书，解兵而去事。陆游《万里桥江上习射》诗有“丈夫未死谁能料，一笴他年下百城”句；此两句词似亦暗用陆诗，含有自负之意。而下两句“算不如呵手，试拈梅朵”，则又将词意转回，慨叹纵似鲁仲连之奇伟俶傥，善于排难解纷，而今也难施展其才能，还不如拈取寒梅花朵以自赏自娱。这其实是一句反语，也是极度愤激之语。文及翁《贺新郎·游西湖有感》词中有“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几句，在感叹国事之不可为这一点上，与此“呵手试拈梅朵”句有相似相通之处。对作者而言，正当时局多艰、志士思用的救亡图存之秋，却身遭斥逐，只得高卧大床、玩赏梅朵，已属可悲，而其可悲更有甚者，盖其政敌固仍在监视其行动，将进一步加以迫害(就在写此词的次年，慈禧太后果然又下访拿押解其至京的密谕，使其不仅成为逐臣，而且成为缉捕对象)，故此词继以“苕鸠栖未稳，更休说、山居清课”两句，把词意再转进一层，以见其处境正如《荀子·劝学篇》所描述的蒙鸠之系巢于苇苕之上，随时有“风至苕折”的危险，纵思安居山林也不可得。以上自“元龙高卧”句起共十二句，所写以“抚己”为主，其词笔之转折回旋、跌宕生哀，正与其千回百转的忧愤郁结之情相表里。下面三句，则先把以上纷至沓来的感慨只收束为“沉吟今我”四字，言外见意，戛然而止；随即以“拂剑星寒，欹瓶花妥”两句化情为景，宕开词笔。从“拂剑”句固使人想到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所写“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而“无人会”的忧时报国之心，而下句的瓶花堕落之象自给人以空虚失落之感。

　　词的结拍“清辉堕，望穷烟浦，数星渔火”三句也是化情为景，并以景结情，把全词所抒写的“感时”之痛、“抚己”之悲一并推入夜色迷茫的远景之中，使人在终篇处寻绎不尽，思入无穷。

　　叶恭绰《广箧中词》评此词云：“气象颖异。彊村所谓‘兀傲固难双’也。”此词确极兀傲恣肆之能事，充分显示了云起轩词的风格特征。但其可称道处还在于兀傲而不失之粗犷，恣肆而不失之直露，善于以转折盘旋之笔抒发其愤激之情、抑塞之怀，又多借助富有喻示意义、启人联想的景色、物象以寓托、深化词思，从而展现了词的回荡生姿和空灵含蕴之特美。

　　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全诗共分三章，第一章写诗人对当权者不制止祸乱深为叹息，指出祸乱发生，有父母的人会更加忧伤。第二章写诗人看到那些不法之徒为非作歹，便坐立不安，忧伤不止。第三章写无人止谗息乱，诗人心中愤慨不平，劝告友人应自警自持，防止为谗言所伤。一方面由于环境险恶，另一方面这是一首抒情诗，所以诗中对祸乱没有加以具体叙述，而只是反映了一种不安和忧虑的心情。忽而写丧乱不止忧及父母，忽而写忧丧畏谗，忽而劝朋友警戒。透过诗句使读者看到了诗人的形象。他生当乱世，却不随波逐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国事，对丧乱忧心忡忡。动荡的社会让他不得安宁，与“不肯念乱”的当权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爱憎分明，既担心丧乱殃及父母，也担心兄弟朋友遭谗受害，对作乱之徒充满了憎恨。

　　另外，比兴的表现手法在这首诗中也用得很有特点。每章开头四句（末章似脱两句）连用两组比兴句，这在《诗经》中很少见。首章以流水朝宗于海，飞鸟有所止息暗喻诗人的处境不如水和鸟。次章以流水浩荡、鸟飞不止写诗人忧心忡忡而坐立不安。末章以飞鸟沿丘陵高下飞翔写诗人不如飞鸟自由。诗中比兴的运用虽然大同小异，但决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各自有所侧重。不仅暗示了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有较明确的引发思路的作用，而且让人感到新鲜贴切，增加了诗的艺术表现力。

　　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忧乱畏谗的感叹和沉痛的呼喊，而这正是对“分明乱世多谗，贤臣遭祸景象”（方玉润《诗经原始》）的高度艺术概括。

　　作者开篇描写雄狐对伴侣的渴望，用意在于影射齐襄公对文姜的觊觎之心。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兴，展示出一种高远深邃的画面：山高树茂，急切的雄狐四处穿梭，叫声连连。不仅把诗的背景拉得极其宏大，让人感到诗作肯定包含丰富的所指，又将齐襄公渴切的思想状态描摹殆尽，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章末，又用反问进行了讽刺：“既然已经出嫁了，为什么还对那段私情念念不忘呢？”即是在问文姜，也是在问齐襄公，一箭双雕，意味深长。

　　第二章还是诉说前事，但在表达上更进一步。作者影射齐襄公和文姜乱伦的无耻行为时，从寻常事物人手，描述鞋子、帽带都必须搭配成双，借以说明世人都各有明确的配偶，所指明确而又表达隐晦，既达到讽刺对象的效果，又显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与第一章相似，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强。

　　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发表对鲁桓公的议论：作者成功运用“兴”的手法，以种麻前先整理田地、砍柴前要先准备刀斧这些日常劳动中的必然性，来说明娶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进一层针砭实际，说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无法做文姜的主。放任她回娘家私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搁浅、践踏，显得庸弱无能，文姜的无视礼法、胡作非为也跃然于纸上。

　　这首诗的风格同《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其特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句法语气完全一样，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其含义也相似或相近。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易于记忆吟诵，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此外，从这首诗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