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描绘暮春之景和抒发伤春怨春之情的小词。

　　首句即说春日寂寂，百无聊赖，纵是有动听的乐曲也不能引起愉悦之情。 “蜀弦秦柱不关情”，既然琴瑟逸韵都难以使她动情，那么就只有整日地掩上云母屏风，独自忧伤了。“尽日掩云屏”，而掩上屏风，又是因为窗外春景，不忍再睹。那外面又是什么样的景致， “已惜轻翎退粉，更嫌弱絮为萍”，蝴蝶已经褪粉，柳絮也飘落水中，这预示着春事已消歇。 “已惜”说明他的惋惜怜爱之情，而“更嫌”分明是一种懊恼的情怀了。此二句景语，已蓄伤春之意。

　　下阕转写薄情的东风，“东风多事，余寒吹散，烘暖微醒”。表面的意思是，东风真是多事，吹散了春日余寒，送来融融的暖意，给作者陶醉的感觉。说“东风多事”，可是后两句“余寒吹散，烘暖微酲”。哪里是作怨语，分明是对春风褒奖有嘉嘛，这不是自相矛盾。

　　且看后面一句， “看尽一帘红雨”，李贺《将进酒》诗“桃花乱落红如雨”，史肃《杂诗》“一帘红雨枕书眠”，似为此句所本：那为何会花瓣散落如雨，满地落花狼藉？此一追问，便知当然是“东风多事”了。结合前三句，方知原来作者是怨东风带走了明媚的春光，尽管它吹散了余寒．送来了温暖，但它又摧残花落，令作者心伤。

　　花是春天的象征，落花飘零满地，意味这万紫干红的春天也将匆匆而去。遂有了结尾句的叹问： “为谁亲系花铃？” 此处，作者反用“金铃”之典，意思是说东风刮得如此之甚，花瓣落成红雨。飘零殆尽，纵使惜花，在花枝上缀满金铃，可这又是为谁而系呢？“为谁亲系花铃”，结处此语，充满着愁绪无着，愁怀难遣的寂寞感和失落感。

　　整首词在写法上亦景亦情，情景相融，自然浑融，空灵蕴藉，启人远神，令人回味无穷。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清晨”二句是应柳诗“夕宿飞狐关，晨登碛砾坂”而来，设想分手之后，柳恽的行色匆匆，日夜兼程。“陇西”是郡的名称，在今甘肃省陇西县，“飞狐谷”即柳恽诗中所说的“飞狐关”，是古代的要塞关隘，在今河北省涞源县，北跨蔚县界，古称“飞狐之口”。这两句举出两个遥远的地名，极言柳恽所去之地的辽远。“陇西”与“飞狐谷”相去不啻数千里，但这里说朝发夕至，自是夸张之辞，形容柳恽的行旅匆忙，道途艰险。这两句中用两个具体的地名，给读者以实在的感受；同时它又是想像的、夸张的，用了虚写的手法，由虚实的结合，令诗意更为明朗而形象。

　　“秋月照层岭”四句想象柳恽旅途中的景象与经历，极言其风霜雾露之苦。秋月照在层层的高岭之上，令人感到凄清而幽冷，寒风吹拂着高高的树木，枯黄的树叶纷纷飘零。“扫”字下得极有力，使人想见寒风阵阵，木叶尽脱的景象，渲染出了边地秋天的萧杀气氛。因为是夜行，所以说雾露侵湿了衣衫，经过一夜的旅途颠顿，至天色拂晓时分，关山才在晨曦中露出了它峥嵘的面貌，似乎在催促着行人快快前去。这里的“月”、“风”、“雾露”等天象与“层岭”、“高木”、“关山”等景物结合起来构成了索莫而壮阔的画面，“侵衣”、“催轴”则将人点缀其中，一幅“关山行旅图”宛然在目，柳恽旅途的艰险与辽远于此可见。

　　“君去欲何之”以下四句写自己由分别而引起的悲哀。“君去”两句以设问的形式说明友人远去，去向那参差起伏的高原和平陆之间，正因为路途遥远，因而最后说，今后会面恐不容易，旧时情景虽历历在目，然也只是徒增悲伤，空怀追忆而已。以“君去欲何之”一问从描写行旅而过渡到抒怀，极为自然。“参差”二字描写高原平陆，也很形象，最后落实到送友，别情离绪，油然而生。

　　吴均是描写山水的能手，他的诗文多模山范水之作，风格清新挺拔，此诗描述离情，却能从想象中的旅况落笔，构思巧妙。诗中刻画山川阻隔，风露凄凉，形象而准确，体现了诗人描摹自然物象的本领。同时，诗的炼意炼字也都相当著力，如“寒风扫高木”之“扫”字，“雾露夜侵衣”之“侵”字，“关山晓催轴”之“催”字，都是锤炼得之，开了后代诗中“字眼”的风气，令读者想象出旅途中的风霜之苦，行程的匆遽无息，由此加强了诗的感染力，令离愁别绪更有了基础，“一见终无缘，怀悲空满目”，就不是无病呻吟了。

　　吴均的诗文后人以为“清拔有古气”（《南史》本传），即指出他的诗貌似信手写来，却不乏清新劲拔之气。此诗的描述中就可见既遒练清劲，又古朴自然的风格，全诗一气流走，似行云流水，自然写来，却不乏匠心，所以被后人视为一首成功的惜别之作。

　　这首诗主要叙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全诗设喻形象贴切，格调凄清忧伤。

　　诗文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渲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

　　《九叹·思古》诗文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且倘佯而泛观”。这一层起笔描写阴森的森林和荒芜的大山，为屈原代言，抒发了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在沅湘蛮荒之地后的孤独、困苦和徘徊、失意、悲伤心情。

　　第二层是从“ 兴《离骚》之微文兮”到“因徙弛而长词”。这一层直写屈原悲哀、困苦的原因。这一层诗人用了很大篇幅，用历史人物来比喻、对比屈原的怀才不遇，欲忠心报国，却遭受奸邪谗言，不见信于君王，更被排挤流放，返国无望的悲惨结局。

　　第三层是从“叹曰：倘佯垆阪”到末句。这一层倾诉了屈原没有知音，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伤心情。这其实也明示和表达了屈原真正的伤心和悲哀是在于见疑与君王，不得效力国家。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