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纪游诗，主要写所游之地的美景以及兴尽归去的过程。

　　首联即点出题意。“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杨”子便是西汉的儒者扬雄，而淮王便是淮南王刘安。这两人，一个喜好学术，一个擅长学术，可惜未曾谋面。王维写淮南王过杨子谈经之所，并非有意让他们“关公战秦琼”，而是借汉喻唐，将岐王比作好客的淮南王。“载酒”二字乃诙谐之笔，表面看，是说淮王重视贤才，载酒光顾贫寒的杨子宅，实则交代岐王带领诗友宾朋游览杨氏别业，欢宴游乐。第二联“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写出了作者游览的无穷兴味，情致独到，别有会心。“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兴阑”，即兴尽，与“坐久”为互文，这两句以极富于诗意的笔法，写出了在鸟鸣声中、繁花影里度过的身心俱适的一夜。这一联以景传情，写景入神，体验独特，感情细腻。第三联“径转阑银烛，林开散玉珂”，这两句写诗人走过曲径，穿过树林，那原本闪烁的烛光，一下子通明起来，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了岐王及其扈从的车马。这一联交代了将要阑去时的情景。

　　尾联写抵达城门时的情况：“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意谓纵情赏玩，深夜始归，其时城门尚未开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依然一路笙歌，余兴未尽。写出了诗人对游玩仍有兴趣的情感。

　　这首诗善于写景，且多不直接写景。如颔联不直接写杨氏别业的景色如何美好，而是说自己玩赏的时间很长，以至于树上的鸟换了种类，地上的落花越积越多。这样写使诗歌更富有启发性，余味不尽。

　　这首诗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黛玉所作菊花诗。这首诗用拟人化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思，带有明显的谶语的意味。诗的第一句写入梦，以下依次写梦境，末后两句承“蛩鸣”“惊回”好梦而道出梦醒时的“幽怨”之槽。咏者一进入梦境，就说是“和云伴月不分明”。那种恍惚不定，依稀难辩的梦中情景，犹如人的命运之不可主宰。次联说的是梦中的追求。“庄生蝶”，指庄周做梦化为蝴蝶翩翩飞舞的故事。这里引来点出“梦”。“陶令”即曾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潜，他与菊花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借来指所要追寻的知音。

　　诗的前四句，其中之意，可证诸黛玉的乎生遭遇。林黛玉父母俱丧，寄食于贾府，世身可怜。但是，她的叛逆的思想，却是封建贵族大家庭所绝不能容让的。她怀抱的希望，只能从梦中去寻找，而她所迫寻的梦，又是如此的轻飘模糊，追不到，摸不到。她在“亿旧”即“梦旧”当中，最终也是不能寻得“海上鸥盟”那样的知交好友的。于是林熏玉唱出“登仙非慕庄生蝶”，把“梦”都了结于“逝者登仙界”的最后归宿之中。

　　诗的后四句写“惊回”“醒时”的情景。“醒时幽怨同谁诉”。黛玉有满肚子的‘幽怨”，她虽然有视为平生知己的宝玉，但是又没有谁可倾诉。黛玉的《咏菊》诗写过“满纸自伶题素怨”，《问菊》更直白地说“孤标傲世偕谁隐”。这样看来，黛玉存有的“幽怨”，那是她孤高的品格不能融合于贾府的鄙俗；而黛玉的这种品格，又是以她的叛逆思想作为基础所形成的。可以这祥说，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对叛逆者的思想行为的压迫和摧残，是造成林黛玉“幽怨”满怀的最根本原因。林黛玉的“幽怨”，即深藏的哀怨之所以找不到诉说之人，想来曹雪芹原著所写，是黛玉还泪未尽“登仙”之时，宝玉已因贾府事败、抄没而遭祸。所以黛玉梦醒时找不到知己倾诉，剩下的却只有“衰草寒烟无限情”的衰败悲凉的肃杀秋情。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