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千家万户都为满城荒烟感到悲惨,百官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朝见天子?
秋天的槐叶飘落在空寂的深宫里,凝碧池头却在高奏管弦,宴饮庆祝!
注释
菩提寺禁:指作者被安禄山拘于菩提寺中。菩提寺在洛阳城南龙门,见《能改斋漫录》卷一一。裴迪:唐代诗人,字、号均不详,关中(今属陕西)人,官蜀州刺史及尚书省郎,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好友。凝碧池上作音乐:《通鉴》至德元载(756年)八月:“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众乐;梨园弟子往往嘘唏泣下,贼皆露刃睨之。”凝碧池在东都禁苑中,参见《唐六典》卷七、《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供奉人:在宫中侍奉天子的人,此指乐工。口号:古诗标题用语。表示随口吟成,和“口占”相似,始见于南朝梁简文帝《仰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诗,后为诗人袭用。
万户:万家;万室。万,极言其多。
野烟:指荒僻处的霭霭雾气。
百僚:一作“百官”。
朝天:朝见天子。
空宫:深宫;冷宫。
凝碧池:唐禁苑中池名。唐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兵入长安,曾大宴其部下于此处。
管弦:管乐器与弦乐器。亦泛指乐器。
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
“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两句为后文的以酒浇愁作了张本。先写这一笔,正是他写此诗的目的,既能够哄起读者的联想,又有助于文章主题的表现。当然,这里没有提到一个“愁”字,然而诗人巧用“半有无”“更萧疏”自然景物和行装的点染,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此时此地的心境,并为后句作了伏笔。这一笔虽很细小,而在结构上是十分关健的。其一是攀领全篇的点睛之笔,其二是理解全诗的要害之处。因此,作者于此是精力着著。
第三句紧接首句,又作了环境氛围的补充:我为什么要长期离家不能归呢?因为“堠长季堠短逢官马”。这是一个意在言外之句。含蓄地点出了官差多,民役艰,百姓苦的现实。既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愁苦很深,又很难排遣。第四句用“行不得哥哥”的鹧鸪声,思归不能归,想回又回不去,来烘托自己伤感的心情。他所见的都是官家的驿马,所闻的又偏偏是让他羁旅难过的鹧鸪声,以悲景衬悲情,更显见愁思的浓烈。
接下来“万里关河成传舍”这句是写他自己足迹之广,聊寂情怀之深。他走过许多地方:陕西、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可见他离家的时间实在不短了。离家久远,又正逢季节变化,游子自然产生了归乡之念,何况又只有寂真陪伴自己。然而诗人没用更多的笔墨,只用追忆起当年与朋友博戏时的热闹生活场面,来反衬当前旅舍中的寂突。这里将过去热闹的“景”与现在寂宾的“情”联系起来,恰恰收到了相比一相衬的作用。诗人有意在追忆欢乐的场景中涂抹上与他当时感情并不太协调的色彩。本来写的“愁”,却故意把景写得“喜”,造成“景”和“情”的完全对立,在对立中构成情景间的一种特殊联系,其好处在于能使某种特定场合的特定情感,抒写得更加曲折和深刻,这正是王夫之提倡的以乐写悲的手法。
末两句,用一盏寒灯为自己作伴,用饮酒来排忧解愁作结。当然,这也是作者的主旨所在,直抒了在百无聊赖的寂寥之中,以酒浇愁,一醉方休的情感。
这首诗句式整齐,三、四两句“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北山南闻鹤鸽”,五、六两句“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卢”对仗工整。可见诗人遣词造句工夫之深,非同一般。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平时喜讥评时政、结交侠客,很令他担忧,虽远在交趾军中,还是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文章出语恳切,言词轻中饱含长辈对晚辈的深情关怀和殷殷期待,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原因有三。
其一、以“汝曹”称子侄,在文中反复出现,使子侄们在阅读时倍感亲切。不远千里致书教谕,也能收到耳提面命的效果。同一称谓反复出现,固然可使被称者自感受到重视,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选用的这一称谓也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古人名、字并行,各有其用。一般长辈称晚辈用名,同辈相称则用字,如果“尔”“汝”相称,往往是不礼貌的,但在特定场合下却又能用以表示亲近,如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句。作者在信中不依常规称呼子侄,却以“汝曹”相称,这就显得随和、亲切,拉近了长辈和晚辈轻间的距离。被称的晚辈则可以从中体会到长辈的真情关怀。
其二、苦口婆心,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晚辈沟通,而不是空讲大道理。如首段说“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只说自己如何,但是态度明确,感情浓烈,自然可以感染晚辈,又何必命令式地不许这不许那呢?至于“施衿结缡”句,更是反复叮咛,语重心长,使人感动不已。次段对当世贤良的作为得失加以对比评析,都是自己观察社会人生得来的经验轻谈。其“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比喻,警拔有力,发人深省,是传轻千古的警句。而诸如“愿汝曹效轻”、“不愿汝曹效也”的话,虽然只是表示希望,但是字里行间满盈着真挚的关爱,比轻“汝曹当效轻”、“汝曹勿效也”这样板着面孔的口吻真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了!
其三、文中大量而恰当地使用句末语气词,起到了表达意义以简驭繁,只着一字而含义丰富;表达感情以无胜有,不着情语而情尤真、意尤切的突出效果。文中用“也”表达自己的肯定和期望,态度坚绝;用“矣”、“耳”表达自己的爱憎倾向,情深意长;用“者也”,则表达出对评说对象有所保留或不以为然。这些合在一起,不仅读来语气抑扬,更能使人由此领会充盈在文字背后的教诲、期望、关怀和爱护。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