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全诗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首句说出在阴凉的桂花树下这一环境中持鳌，心境是欢快的，因此诗中着一“喜”字，点出人物心情。次句写出持螯人的两个细节：“泼醋擂姜”，把吃蟹人的粗狂戏耍之态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喜”了，因此诗以“兴欲狂”落在首联。诗的开头，富有生活情趣，“狂”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饕餮王孙应有酒”补足“兴欲狂”之意，以酒助兴。此联不但语极豪爽，更兼语带双关。“饕餮王孙”承上而来，显然是以此自比，“横行公欲”又与它相对，表面是咏蟹，实是以蟹自喻；表面是说蟹无肝肠却得了个“横行公欲”的恶号，实是宝玉借以回答世人对自己的妄评。这就无异于在说，自已之所以行为无所忌惮，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自己腹无孔孟之道，对仕途之路毫无意兴、无动于衷的缘故。咏物诗，无非是托物抒怀。宝玉如此赞扬螃蟹的“横行无忌”，并以此自况，且感情如此激烈，大有“行为偏解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味道，在世人看来，确实是够“狂”的了。
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诗不明言吃蟹人之狂，只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写吃蟹人忘了一切顾忌，读者自能体会吃蟹人为饱口腹而贪吃的情态。
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苏东坡在《老饕赋》中，曾用铺张的笔法嘲笑一个贪馋忙吃的老饕；在《初到黄州》诗中亦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称荒唐”。宝玉搬出“坡仙”来，还说螃蟹生来就是“为世人美口腹”的，生活情趣熠然而出，读来不禁怡然而笑。他只自嘲而绝不虚伪矫饰，其处世为人之道，不亦昭然乎。
全诗以“持鳌赏桂”开头，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以自嘲作结，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思想性格。这也就无怪乎林黛玉要对它大加赞扬，说“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并要他留着给人看看。
《度浮桥至南台》是陆游早期律诗中的佳作。诗人病后登临南台，在跃跃欲出、急于欣赏外面风景的心情的驱使下，他缓步前行，临江眺望。在诗中表现了浮桥的伟丽、南台的雄浑，借江山来抒发心中的万千豪情。全诗意境阔大豪迈，于晓畅流动中显示了豪壮瑰伟的风格。
诗从去南台写起。开头却从题外落笔：“客中多病废登临”，诗本来是写登台览胜，却故意宕开去，先从久不登临说起，“闻说南台试一寻”，才归到正题，就显得曲折有致了。
诗人早就怀有驰骋疆场、横扫胡尘的雄心壮志，可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奋发。诗人的伟大抱负，终成泡影，郁郁不得志。到了福州，诗酒殆废，困于文书，身体多病。因多病而久不登山临水了。是听说南台壮阔之景才特意去“一寻”，而不是兴之所至，到处游览。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两句写浮桥，这是一异常壮观的景象。到这里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抱着久病之身，为南台而“试一寻”了。“长桥跨江，奔涛触石”，可见诗人听说的不是茂林修竹的幽秀，而是一种气势磅礴的壮观，因而才引起诗人的兴致，渴望一睹为快。个中也透露出诗人的向往、意趣和追求。
“九轨徐行”，仿佛随着视线，那宽实的桥面缓缓通向对岸，然而桥的下面却是“奔涛触石”的“怒涛”。“徐行”与“怒涛”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怒涛奔腾的江面上，缓步徐行，从容悠闲。这是诗人眼中的浮桥的客观写照，同时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外现，这是写实，也是抒情，抒发了诗人的壮阔心怀，是一种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意绪的流露。而这也正是在多病废却登临之后，特意为南台而“一寻”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深层的意蕴，是诗人渴望奋发有为的写照。对句“千艘横系大江心”，则体现了一种征服自然的气魄。“横”字用得极有气势。无数的船只，横锁江面，境界已是十分壮阔；何况横锁住的是一条大江，一条怒涛奔腾的大江，气魄更为壮大。在客观的景象描绘之中，鎔铸着诗人创功立业的热望。
五六句拓开境界，以景抒情，从内心情感的抒发中体现客观的物。“寺楼钟的物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是写至南台所见所闻。诗人登台而听到寺楼的钟鼓声，看到升腾在村落间的云烟，顿生感想，思绪悠悠。因钟鼓声而想到，它在早晚催促人们须及时有所作为。继而放眼远望，闽江两岸村落之间，云霞掩映，烟雾升腾，顿悟古往今来，人世变迁，悠悠不尽；而自然界的变化，自循轨迹，并不因人的意志而变更。两句一急一缓，感叹不已而余味无穷。
尾联仍以直写自己作结束。和开头互相照应，又是中间两联所表露的意绪的自然归结。因景象的壮阔雄浑，激发了豪情；因光阴的迫促，更觉须及时努力。“白发未除豪气在”，《三国志·陈登传》：“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诗人认为自己虽然因多病而早生华发，但豪情壮志依然存在，仍将奋发拚搏。而言外之意，却也正是事业并无成就，抱负尚未实现，不禁略觉伤感，于是，“醉吹横笛坐榕阴”。诗人醉中拈笛，在榕荫下，抒发情怀。这里颇有抑郁之感，但并不消沉，而是一种更强烈的渴望。放旷之中，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时刻不忘恢复大业，慷慨激昂地奋击抗争，讴歌呐喊。
这首诗是陆游步入仕途不久，渴望有作为、施展抱负的心情的写照。 这与陆游后期诗作中常常表露的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叹息和愤慨，有着显著的差别。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奋进之气。虽是记游之作，也仍然鎔铸着诗人激烈的壮怀，读来慷慨激昂。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上片从景色入笔，前两句“杨柳干条送马蹄，北来征雁旧南飞”，主要写眼前的景物，千万条柳丝在微风吹拂下摇摇摆摆，好像是在迎送这飞扬的马蹄；去年秋天往南飞的大雁，现在也飞回北方了。“客中谁与换春衣”，既是抒情，也是上片的点睛之笔。自己扈驾在外，没有爱人在身边，又有谁来给自己换春衣。盎然的春意与心中惆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片进一步借景抒情，“终古闲情归落照，一春幽梦逐游丝”，通过“落照”“游丝”这两个意象，苦闷之情跃然于纸。词人只好把自己的闲情逸致寄托在落日的余晖上。梦境中，竟然隐隐约约追逐飘荡在空中的蜘蛛丝。这是作者对自己常年忙于侍卫职责，在消磨青春时光的扈从出巡中难得自由的慨叹，当然也流露出其对这种生活的厌倦。只能通过自然之景消磨时光。结尾一句“信回刚道别多时”，读来既心酸，又欣慰。心酸的是，纳兰的心真的就像孩子一样，与爱人的一点点离别都会让他难以承受；欣慰的是，不管纳兰身在何处，心里都牵挂着自己的爱人，尽管分别的时间很短暂，他却觉得已经很漫长了。这样的男子，无论是哪个女子都会为之心动，并愿意为他守候。
全词表达了词人厌于扈从生涯，思念家乡、思念闺中妻子的情怀，不加雕饰，真挚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