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夕阳落照之下，当年金碧辉煌的皇帝行宫已被荒草重重遮掩，残状不忍目睹。不忍目睹却又不忍离去，因为它是百年故国的遗迹，大宋政权的象征，看到她，就好像看到了为之效命的亲人，看到了为之奔走的君王。 “草合离宫”与“孤云漂泊”相对，则道出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不幸，染下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的情理基调。“转夕晖”之“转”字用得更是精妙到位，尽显状元宰相的艺术风采：先是用夕阳渐渐西斜、渐渐下落之“动”反衬诗人久久凝望、久久沉思之“静”，进而与“孤云飘泊复何依”相照应，引发出诗人万里长江般的无限悲恨，无限怅惘。一个处境悲凉空怀“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复国壮志的爱国者的形象随之跃然纸上。
“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山河依旧，可短短的四年间，城郭面目全非，人民多已不见。“元无异”“半已非”巨大反差的设置，揭露出战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出诗人心系天下兴亡、情关百姓疾苦的赤子胸怀，将诗作的基调进一步渲染，使诗作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满地芦花”犹如遍地哀鸿，他们之所以白花如发和我一样苍老，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深深埋着说不尽的国破恨、家亡仇、飘离苦。原来王谢豪门世家风光不再，燕子尚可“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老百姓亡的亡，逃的逃，燕子们也是巢毁窝坏，到哪里去安身呢？拟人化的传神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诗人在哭，整个金陵也在哭，亦使悲凉凄惨的诗人自身形象更加饱满。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尽管整个金陵城都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我也不愿离她而去，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挚爱。但元军不让我在此久留，肉体留不下，就让我的忠魂化作啼血不止、怀乡不已的杜鹃鸟归来伴陪您吧。此联与诗人《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谓是异曲同工，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诗人视死如归、以死报国的坚强决心。
《国风·豳风·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陈奂《诗毛氏传疏》则认为是“周公遭管蔡之变而作”，两者时间相距甚远，似不可凭信。《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lí），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据此，此篇当作于西周初期，即公刘处豳时期。
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七月》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各个方面，它的作者当是部落中的成员，所以口吻酷肖，角度极准，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正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鸟语虫鸣，革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无所不写，“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臻此境界”（引同上）。这一评价，基本上符合诗中实际。
诗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展开各个画面。必须注意的是诗中使用的是周历。周历以夏历（今之农历，一称阴历）的十一月为正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及四、五、六月，皆与夏历相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蚕月”，即夏历的三月。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戴震《毛郑诗考证》亦指出：周时虽改为周正（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岁首），但民间农事仍沿用夏历。这些说法，都是读者理解此诗时序的重要依据。
首章以鸟瞰式的手法，概括了劳动者全年的生活，一下子把读者带进那个凄苦艰辛的岁月。同时它也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调，提示了总纲。朱熹《诗集传》云：“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所谓“衣之始”、“食之始”，实际上指农业社会中耕与织两大主要事项。这两项是贯穿全篇的主线。首章是说九月里妇女“桑麻之事已毕，始可为衣”。十一月以后便进入朔风凛冽的冬天，农夫们连粗布衣衫也没有一件，怎么能度过年关，故而发出“何以卒岁”的哀叹。可是春天一到，他们又整理农具到田里耕作。老婆孩子则到田头送饭，田官见他们劳动很卖力，不由得面露喜色。民间诗人以粗线条勾勒了一个框架，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已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后各章便从各个侧面、各个局部进行较为细致的刻画。
诗的二、三章情调逐渐昂扬，色调逐渐鲜明。明媚的春光照着田野，莺声呖呖。背着筐儿的妇女，结伴儿沿着田间小路去采桑。她们的劳动似乎很愉快，但心中不免怀有隐忧：“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首章“田唆至喜”，只是以轻轻的一笔点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这里便慢慢地加以展开。“公子”，论者多谓豳公之子。豳公占有大批土地和农奴，他的儿子们对农家美貌女子也享有与其“同归”的特权。这里似乎让读者看到汉乐府《秋胡行》和《陌上桑》的影子，虽然那是千年以后的事，但生活中的规律往往也会出现某些相似的地方。姑娘们的美貌使她们担心人身的不自由；姑娘们的灵巧和智慧，也使她们担心劳动果实为他人所占有：“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她们织出五颜六色的丝绸，都成了公子身上的衣裳。这又使读者想起了宋人张俞的《蚕妇》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四、五两章虽从“衣之始”一条线发展而来，但亦有发展变化。“秀葽”、“鸣蜩”，带有起兴之意，下文重点写狩猎。他们打下的狐狸，要“为公子裘”；他们打下的大猪，要贡献给豳公，自己只能留下小的吃。这里再一次描写了当时的阶级关系。五章着重写昆虫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由蟋蟀依人写到寒之将至，笔墨工细，绘影绘声，饶有诗意。《诗集传》云：“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动股，始跃而以股鸣也。振羽，能飞而以翅鸣也。”咏物之作，如此细腻，令人惊叹。“穹窒熏鼠”以下四句，写农家打扫室内，准备过冬，在结构上“亦以终首章前段御寒之意”。
六、七、八章，承“食之始”一条线而来，好像一组连续的电影镜头，表现了农家朴素而安详的生活：六、七月里他们“食郁（郁李）及薁”、“亨（烹）葵（葵菜）及菽（豆子）”。七、八月里，他们打枣子，割葫芦。十月里收下稻谷，酿制春酒，给老人祝寿。可是粮食刚刚进仓，又得给老爷们营造公房，与上面所写的自己的居室的破烂简陋适成鲜明对比。“筑场圃”、“纳禾稼”，写一年农事的最后完成。正如《诗集传》引吕氏所云：“此章（第七章）终始农事，以极忧勤艰难之意。”
到了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八章，诗人用较愉快的笔调描写了这个村落宴饮称觞的盛况。一般论者以为农夫既这么辛苦，上头又有田官监督、公子剥削，到了年终，不可能有条件有资格“跻彼公堂，称彼兕觥”。其实社会是复杂的，即使在封建社会的中期，农民年终时也相互邀饮，如宋代秦观《田居四首》所写：“田家重农隙，翁妪相邀迓。班坐酾酒醪，一行三四谢。”陆游《游山西村》诗也说：“莫笑田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七月》所写上古社会的西周村落生活，农闲之时，举酒庆贺，也是情理中事。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形象鲜明，诗意浓郁。通过诗中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又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这首诗正是采用赋体，“敷陈其事”、“随物赋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读者仔细吟诵其中任何一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七月》是西周初年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县、邠县一带）的奴隶所做的诗歌。可能是因诗长，年代久远，有某些错简的地方，但基本次序还是清楚的。
全诗八章，每章各十一句，基本上是按季节的先后，逐年逐月地来写男女奴隶们的劳动和生活的。这首诗按时序叙事，很象是一首农历诗，类似后世民歌中的四季调或十二月歌。但由于它所叙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所以应把它看作是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
第一章总括全诗，从岁寒写到春耕开始。七月火星向下降行，八月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以备御冬。十一月天气寒冷了，北风刮在物体上，发出觱发的声响。十二月寒风“栗烈”，是一年最冷的时刻。而我们这些奴隶没有御寒的衣服，真不知如何过冬。好不容易熬到寒冬过去了，正月里我们开始修理农具。二月里举足下田，开始耕种。壮夫们在田里干着重活，女人和小孩们则承担着送饭的任务。看着我们这样卖力的劳动，那些奴隶主派来的农官感到很高兴。
第二章，写妇女们的采桑劳动。春天来了，开始暖和了，黄莺儿欢快地歌唱着。妇女们挎着深筐子，沿着桑间的小路，去采摘饲蚕用的嫩桑叶。春天昼长，妇女们辛勤地工作了很久，硕果累累，采了很多的桑叶。可是，妇女们突然悲伤起来了，因为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这边走来，害怕被掳去而遭凌辱。末句反映了当时贵族蛮横的真实情况。
第三章，写妇女们的蚕桑纺织之事，并指出这是为贵族阶级做衣裳用的。蚕月即三月，三月开始修剪桑枝，拿起斧子，砍去那些远扬的枝条，然后攀枝再采摘些柔嫩的桑叶。七月伯劳鸟咕咕地叫着，仿佛在告诉人们后半年开始了，于是，八月里妇女们就动手纺织了。纺织品染着不同的颜色，有黑红色的，有黄色的，而最鲜亮的是朱红色的。可惜这些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贵族公子作衣裳用的。
第四章，写农事既毕，奴隶们还是为统治者猎取野兽。四月里远志结子了，五月里蝉儿鸣唱着。八月里作物开始收成，十月树木纷纷落叶。十一月开始出外射猎，以取狐貉皮来给公子做冬衣。十二月声势更浩大，集合起众人继续田猎。射得的猎物，小兽归奴隶们所有，大兽得献给统治者。
第五章，写一年将尽，奴隶们为自己收拾屋子准备过冬。五月里蝗虫动股起飞，六月里纺织娘鼓翅发声。蟋蟀由野入檐，由檐入户，由户入床下，鸣声愈来愈近，而天也愈来愈冷了。这时把屋里所有的空隙都堵好，然后用烟熏老鼠，把它赶出屋里；再把朝北的窗子堵上，把门缝用泥涂上，以防寒冷的北风。感叹我们和老婆孩子，往往农忙时就露宿在场上，到了冬日，天寒事毕，才正式回到房屋里来。
第六章，写奴隶们除农业外，还得从事各种副业劳动，以供统治者享用。同时，七月里还得采摘瓜类，八月里收取葫芦，九月里拾取芝麻，把这些都交给统治者。农奴们不够吃，只得用柴火煮些苦菜来养活自己。
第七章，写奴隶们农事完毕，还要为统治者修盖房屋。九月里修好打粮场，十月里纳粮入仓库。不论是先熟的作物，还是后熟的作物，是谷类，还是麻类，都得聚集起来送进贵族的仓库。收完庄稼之后，就去为贵族们修理住宅。白天去割茅草，晚上用此来搓绳子。等到替贵族们把住宅修好了，奴隶们又快到了春播的时候了。
第八章，写一年辛苦之后，还要大办酒宴，为统治者庆贺祝寿。十二月去凿冰，正月里藏入冰窖，以供来年夏天统治者消暑之用。等到农事已毕，打谷场已清扫干净，就大杀羔羊，大办酒宴，还得举着酒杯，登上公堂，高呼统治者万寿无疆。
《七月》这首长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图画。男女奴隶们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结果都被贵族们剥夺得一干二净。读着这悲歌式的诗篇，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被压迫的老年奴隶，面对面地向人们叙说着自己的生活境况，倾诉着血泪斑斑的历史。他对于自家和邻居们年复一年繁重劳动，苦难生活，倾诉得那么周全，那么悲切，虽然不敢流露出强烈的愤懑感情，但在倾诉中不时地夹杂着怨叹和悲哀，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揭露奴隶主的罪恶和残酷。这些奴隶们虽然暂时慑于奴隶主的淫威，精神呈现出麻木状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怒吼起来，把积压在胸中的愤懑象火山似的喷泄出来。
此诗语言朴实无华，完全是用铺叙的手法写成的。
全篇围绕着一个“苦”字，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语词凄切清苦，仿佛是在哭吟着一部沉重的历史。但值得我们熟加体味的是，这首诗的哀哀诉苦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清醒的阶级意识。“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献豣于公”，“上入执宫功”等，都表现了奴隶们对贵族不劳而食、蛮横霸道的疑惑和暗恨。在表现阶级压迫时，诗篇还采用了对比的描写来昭示，比如：奴隶们在辛勤劳动，而“田畯至喜”，苦与乐的对比；奴隶们无衣无褐，却在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冷与暖的对比；“言私其豵，献豣于公，”少与多的对比等，这种描写，是在有意识地揭示阶级压迫的不平等。另外，诗篇善于抓住各种物候的特征，来表现节令的演变，使全诗充满了自然风光和强烈的乡土气秘。特别是第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用昆虫的鸣叫和蟋蟀的避寒迁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季节变迁的过程。这几句没有一个“寒”字，但却让我们感受到天气在一天天地变冷，以至于寒气逼人了。这种手法在《七月》中应用得很普遍，再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用风声的愈演愈烈来显示季候的愈加寒冷，也很形象生动.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