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此诗首句“呜轧江楼角一声”中的“一声”两字很有可玩味。本是暮角声声，断而复连，只写“一声”也就是第一声，这显然是强调它对诗中人影响很大。他一直高踞在城楼，俯临大江，凭栏回首，远眺通向乡关之路。正出神的时候，忽然一声角鸣，使他不由蓦然惊醒，这才发现天色已晚，夕阳已沉没水天之际。这就写出一种“苦回首”的情态。象声词“呜轧”，用在句首，正造成似晴空一声雷的感觉。
由于写“一声”就产生一个特殊的情节，与“吹角当城片月孤”一类写景抒情诗句同中有异。呜咽的角声又造成一种凄凉气氛，那“潋潋”的江水，黯淡无光的夕阳，水中的汀洲，也都带有几分寒意。“微”、“寒”等字均著感情色彩，写出了望乡人的主观感受。
暮色苍茫，最易牵惹乡思离情。诗人的故家在长安杜陵，长安在黄州西北。“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宋张舜民《卖花声》）“微阳潋潋落寒汀”，正是西望景色。而三句却作转语说：“不用凭栏苦回首”，似是自我劝解，因为“故乡七十五长亭”，即使回首又怎么能望尽这迢递关山？这是否定的语势，实际上形成唱叹，起着强化诗情的作用。这首诗是宦游思乡之作，赞许者都异口同声地称引其末句。
按唐时计量，黄州距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通典》卷一八三），驿站恰合“七十五”之数（古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但这里的数字垛积还别有妙处，它以较大数目写出“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家山遥远的情景，修辞别致；而只见归程，不见归人，意味深长。从音节（顿）方面看，由于运用数字，使末句形成“二三二”的特殊节奏（通常应为“二二三”），声音的拗折传达出凭栏者情绪的不平静，又是一层妙用。
唐代有的诗人也喜堆垛数字，如骆宾王，却不免被讥为“算博士”。考其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的数字多是为了属对方便，过露痕迹，用得又太多太滥，也就容易惹人生厌。而此诗数字之设置，则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所以驱使而让人没有察觉，真可夸口“虽‘算博士’何妨”。
乾隆46年(1781)初冬，黄仲则在西安访陕西巡抚毕沅后回到京都，与好友余少云，同寓法源寺。他和余少云诗云:“同是江南客，天涯结比邻。”(《六叠韵和余少云作》)他的另一好友杨蓉裳，也在京都。三人经常同游共止，写诗填词。杨蓉裳赴甘肃任职时，黄仲则作《金缕曲》送别:“羡尔抽鞭早。”到乾隆48年(1783)春天，黄仲则再赴西安，与余少云也分手了。这首词是三人同在京师时作。
上片写黄昏时分归鸦情状。薄暮，乌鸦纷纷归巢，“归影如织”，极言其多。犹如一幅古木归鸦图，“分明小幅倪迂画，点上米家颠墨”。元代著名画家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好洁成癖，我行我素，人称倪迂。他长于山水景物。米颠，指宋代著名画家米芾，字元章，号鹿门隐士，行为违世异俗，人称米颠。他的山水画别出新意，自成一家。这两句实为“景色如画”四字，但又不落俗套地称为倪云林和米元章两人合作的画，真是看似平常却奇倔。“看不得，带一片斜阳，万古伤心色。”夕阳西下，万古伤心，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宋玉《九辩》云:“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施。”这是夕阳西下，时光流失，年岁徒增而功业无成的悲叹。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皆。”则重在表示美好事物即将消逝而倍增感伤。“万古伤心色”，蕴含多方面意义，耐人寻味。“暮寒萧淅”，实写秋末初冬的萧瑟景象。“似卷得风来，还兼雨过，催送小楼黑。”巧妙地刻划了飞来的阵阵昏鸦。飒飒飞来的归鸦卷起的风，如点点雨滴落在树梢。乌鸦的黑色更增添了浓重的暮色，天色愈来愈黑了。诗人把鸦群的描摹与时光的推移结合起来，极富想象力。上片开端四句，纯是写景，自“看不得”到结末，在景色描绘中表达了凄凉寂寞的感情色彩。
下片重在抒情。“曾相识，谁傍米门贵宅？上林谁更栖息？”似曾相识的归鸦，有哪些曾经栖息于豪门贵族之家？甚至是在帝王的上林苑中？上林苑是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应有尽有。这里用来泛指君王苑囿。用这样的对比描述，显示得意者与失意者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懑。“郎君柘弹休抛洒，我是归飞倦翮。”这是诗人自喻。倦飞归来的归鸦，再也经不起柘弹的袭击了;历经坎坷的人，怎能再受打击和挫折？黄仲则江宁乡试屡次落第，曾奔走四方。到了京城，任卑微的武英殿书签官，郁郁不得志。这时，正等待按照惯例由书签官转为主簿或县丞的机遇。“郎君柘弹休抛洒”，表达了他此时惴惴不安的心情。“飞暂歇，却好趁江船，小坐秋帆侧。”黄仲则在京师贫病交迫，无法养活一家八口。乾隆45年(1780)，他出于无奈，托好友洪亮吉筹措盘缠，把老母和妻儿送回常州老家。此时，他多么希望趁江船，就此归去。“啼还哑哑，笑画角声中，暝烟堆里，多少未归客。”归来的乌鸦，庆幸有枝可依，可以“笑”哪些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诗人自己借此表示深切同情那些听着声声号角戍守边境的战士和在沉沉暮色中匆匆赶路的游子。由自己的归思之情升华为对普天下的未归客的同情，既表现出诗人宽广的胸怀，也深化了词的内在含蕴。
写这首词之前九年，黄仲则在安徽颍州，写了同样题材的《寒鸦》诗。诗与词在摹写刻划方面异曲同工，但在思想感情方面，词胜于诗。诗限于个人无衣无褐、飘泊流离的悲叹，词则由一己的得失而想到天涯海角的游子。这种不同是与诗人阅历的增长，对现实社会感知的深度密切相关的。
《透碧霄》，词牌名，为柳永所创调。《词谱》卷三五：“透碧霄：双调一百二十字。前段十二句，六平韵；后段十二句，五平韵。”查荎这首词可谓精品，得到了杨慎的高度评价，杨慎在《词品》中写道，“此查荎透碧霄词也，所谓一不为少”。
停下了小船。因为它载满了愁绪，晃晃悠悠，再也无法前进半分。“载离愁”这个意象频频见之于文学作品中，比如李清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船儿载满愁绪，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愁绪仿佛可以看到、摸到、感受到。白浪滔滔，像在送别远行人，屏风一般的山峰完全遮挡了我远望的视线。这一次离别，重逢之期未定，你我二人多年莫逆之交，怎奈老是聚少离多，一次次离别让人心碎。人生就好像浮萍一样漂泊孤苦，聚散匆匆。“聚散如浮萍，死生犹幻沫”，浮萍无根，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无常、人的漂泊无依、亲友之间的别离。
“轻别”二字值得玩味，因为道别之时，无论怎么痛哭流涕都不足以表达不舍，不足以纾解痛苦，只有轻描淡写地道一声珍重。又或者说，无论如何痛心疾首抑或执手相看，比起内心的波澜和痛苦也不够“重”，也显得轻描淡写，只有让心中的痛随水逝去。愁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长恨水常东”，“为谁流下潇湘去”，都是极度而无可缓解的无奈，生命中不能承受、不能逃避之痛。
下片词人的思绪荡漾开来，想到别离之后，当夕阳西下的时候，远行者在斜阳里，水面雾气迷离，波光粼粼处，船桨正在划动。丁绍仪所作《听秋声馆词话》中写道：“柳（永）、查（荎）二作，字句相同，而查作尤佳……换头三语，真是绘水绘声之笔。”光影之中，船桨划动，读者也仿佛能听到水声。岸边的梅树传来幽香阵阵，美好而纤柔的梅花，一向爱梅的你想必会伸手采撷吧。情歌悠扬，以后谁能唱得跟你一样动听呢，又有谁能把你远行的经历说给我听？到时候你会不会想起我这个远方的故人呢？春去秋来，只剩我一人独自登上西楼。
在《听秋声馆词话》中，还对此词的不同版本进行了辨析，可供参考：词综录此词。“宛似”作“杳似”，“滞此”作“留此”，似不如“宛”字“滞”字。又“采掇”句本作“须采掇，倩纤柔”，六字折腰，与柳词“空恁亸辔垂鞭”，句法小异。词律谓文义亦有可疑，若作“采掇须倩纤柔”，则理顺语协，宜从之。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