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一开头就回顾了自己十余年来坎坷的仕途经历及内心的苦闷彷徨。诗人“十五隐于高阳，二十献书厥下”（《感旧赋》），自开元二十三年出山，由此时已九年。“弃鱼钓”，说自己决心出仕，“十载”举其成数说于谓时间之长。“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两句概括了“十载干明王”的坎坷不退的经历，包含着屡遭挫折，不甘归去而又不得不归去的感叹。以上四句语意回环，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波澜，以颇为沉重的情调引起全诗。
次四句承上文“归沧浪”写归程中的苦闷心情。诗人在秋日辞京远行，一路唯见寒霜遍地，这景物衬托了诗人失意时的心灰意冷。在归程中，诗人特别突出“昨夜”之“梦”来加以描写，借以表现对“故山”的留恋，而故山却是“惠草色已黄”。如同“鹅鶬昨夜鸡，蕙草色已陈”（《暮秋山行》），“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等等诗句一样，表现出岁月已晚，宿愿难酬的叹息，也反映出进退两难的心境。
诗的以下八句承上继续写归程，而扣应题目“由大梁”，写到大梁后所见。诗人选定“薄暮”这一时间，有可能是写实，但也有以薄暮景色衬托沉重心情的用意。“仲秋萧条景”一句对大梁所见作了总的概括。以下便选择一些典型景物来写这样一个秋日薄暮的“萧条景”：南飞的鸿雁，阴暗的郊野，秋风和茅草，野火和枯桑，把大梁秋日的薄暮渲染得分外冷落凄凉。“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两句用极自然的语言极平常的形象，勾划出深秋郊野的典型环境诗人焦虑郁闷，百感交集的情怀通过这幅图景含蓄地烘托出来。
诗的最后四句，称赞故友声名，赠玉壶以慰勉朋友要像玉壶之冰为官清正廉洁，呼应题目“奇”字。
诗人西去长安干谒，失意东归，情绪十分低沉。此间的诗作中不止一次地对此有所抒发，如“云送关西雨，风传渭北秋，孤灯燃客梦，寒杆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如“妇姑城南风雨秋，妇姑城中人独愁”（《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等等。《由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一诗所表达的也是这种仕途失意后的低沉郁闷。从表现上说，这篇作品与上引诗句一样，多以景习情，显得十分含蓄而又深沉。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姚范《授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说：“花卉九首（自注：指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和苏东坡、党怀英等人的八首描写花卉的诗）…….元裕之尝请赵闲闲秉文共作一轴，自题其后云：‘柳州（柳宗元）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元裕之认为“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是《戏题阶前芍药》高出其他几首花卉诗之处，而“清新婉丽”是六朝辞人所缺乏的。这样的评价毫不夸饰，恰如其分。柳宗元在这首诗中用戏谑的语气，轻松的笔调，清新的词句刻画芍药不同凡花的美好形象，极委婉曲折地抒发了诗人的“复起为人”的愿望。
诗一开头就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以突出芍药不同于普通花卉。“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窃窕留余春。”众花大多随着春天的到来开放，也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而芍药却把花儿开放在暮春时节。那鲜艳的花朵，露珠滚动，把枝条压得有些倾斜了，极像多饮了一杯佳酿而有点微醺的佳人，那美丽的姿态，把春天匆匆的脚步也换留住了。作者的刻画表现了芍药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品性。花如其人，芍药的形象实则诗人自我品性的物化。
接着，作者继续状写芍药自我欣赏的倩影和醉人的芳香。“孤赏红日暮，暄风动摇频。”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摇曳着芍药的枝叶，那婀娜的身影是那样的柔美。在没有百花争姘斗艳的春未，它并不感到孤独，它在欣赏自我，看重并保持自己的高洁。“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夜晚，芍药沁人的芳香飘进窗内，好似来与静卧的人亲近。这四句诗用拟人的手法，把芍药人格化，极富情趣。写花的“孤赏”也是写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他仍然执着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目标，“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愿致溱洧赠”二句，陈思玉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结句虽戏，亦《楚辞》以美人为君子之旨也。”芍药美丽芬芳，高贵典雅，象征人的美好品德，也是作者自喻。好花赠美人，美人有喻君子之意。柳宗元少有大志，才华横溢，用世之心极切，可是流贬永州，一弃十年，虽然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实际上是“拘囚”身份，是一个“闲员”，抱负不能实现，才华得不到施展，就象一朵被抛弃在荒野的芍药。为此他痛苦，愤懑，然而又始终没有放弃，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诗的结句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愿望，因此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戏题阶前芍药》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是一个“戏”字，全诗用戏谑的口吻，加上拟人手法的运用，文辞清新，意味蕴藉，难怪近人藤元粹称这首诗“可为后人咏物轨范也”。
首联以“吾辈”开头，“吾辈”即是“我们”，开篇便点明诗作主体，先入为主，给予读者一种对诗歌的认同感。接下来所书的“道何穷”便体现了“吾辈”的现状，若说这一句只是平平无奇，那么接下来第二句的“寒山细雨”则是将第一句中朴实的语言一下子升华，“吾辈”之道正是如处“寒山细雨”之中，凄冷悲凉，却又屹立不倒，诗人用客观景象来对“道”的形势作出一种生动的描述。
颔联则是列举了几个常见的意象，如“儿童”，“果栗树”，但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意象，却最富有代表性。“儿童”是国家未来之希望，却从小将大道放之一旁，不以读书为业，反而去玩耍嬉戏，荒废时间，就连“果栗树”也即将被他们摘空。诗人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意象列举出来，而是通过这种写实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大道深深地担忧。
颈联则是以教育式的语气来为读者提出要求。两句工整相对，“言论”对“篇章”，“时务”对“国风”，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期望。杜荀鹤正是在这两句诗中明确向读者宣告了自己创作诗歌的根本目的，表明了他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鲜明态度。杜荀鹤将自己的诗集名为《唐风集》，其用意，即以“唐风”继“国风”，用他那“主箴刺”之文，来讽谕和裨补社会的弊废阙失。
尾联则是对颈联内容的一种补充，颈联提出了具体要求，尾联则是为达到这个要求坚定信心。“犹”，是“还，仍然”的意思，在这里，这个字用的恰到好处，世人都以为学识毫无作用，可诗人诗风在这个“犹”字上一转，立刻体现出一种警示的语气，他要提醒世人，他们的想法是荒谬的。体现了诗人对自己想法的肯定，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用呼告的语气告诫人们不要荒废学问，因为学问在这个太平年代是有很大用武之地的。“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古之人，不言文学则罢，言文学则必要把“道”摆在首位，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观和用世精神。这种心态，也可说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凝冻在诗歌里，难以剔除，成为表达上必有的一种“程式”。反之，缺失了倒觉得极不舒服，便是所谓“离经叛道”吧。故哪怕是言不由衷，心不在焉，用来作点缀，装饰，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首诗便体现出这样一种“教化加牢骚”的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