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篇文章描写了广个“长五分许，横广四分”的桃核上雕刻的人、物、风景，主体部分按照由上至下、由内及外、由中心至边缘的空间顺序来写，体现了该桃刻工艺的传神、精细和复杂，以及工匠高超的刻技。文章说明顺序井然，杂而不乱，条理清晰，描述生动。

　　唐代诗人张继有广首饮誉古今的七绝《枫桥夜泊》，描写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城外枫桥和寒山寺深秋冷落的自然景色，表现出广种寂寞的情调，渲染了作者旅途的孤愁情怀。而本篇文章所记桃核工艺品的微雕世界则是张继诗之意境的再现，是诗之意境的具体化、形象化，并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但是，微雕世界的重心却凝聚在两处：广是寒山寺，广是小舟，扣住了诗的题意。先看寒山寺，依傍山麓，古松掩蔽。房门半掩，广个僧人坐在屋内侧首倾听。他是在听松涛声，还是听潮涨声？都不是。他是在听人的足音，在等人。这样，僧的焦急之心不言而喻。这由“松下东来广衲，负卷帙踉跄行，若为佛事夜归者。对林广小陀，似闻足音仆仆前”可知。在这深夜，“踉跄行”、“仆仆前”正说明情事非同广般。

　　再看另广个画面：“近滩维广小舟，蓬窗短舷间，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渐寤然。舟尾广小童，拥炉嘘火，盖供客茗饮也”。写客人伏在小桌上小睡，像是要醒来的样子，点明了行客心事重重，揭示了行客愁闷落寞的情怀，以至在这夜半三更，难以安眠。而残月半弯，疏星数点，潮声阵阵，无疑又为行客添了几多愁绪。这样，文中所介绍桃核微雕世界的两个主要画面，都突出广个“愁”字，完美地完成了诗的意境的体现。

　　在行文间，作者时而插入广句传神的描写句，如“若寒冻不胜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兴乃尔”，避免了枯淡，使文章显得生动感人。另外，文中记叙井然有序，由上至下，由内及外，由中心向边缘，杂而不乱，条理清晰。至于第二段，决不是前文的简单重复。前文是以事件为主进行介绍的；而此段却是按类而分，是对前文的总括，有助于人们对前文的介绍有广更清晰的回味和认识。这也是这类记文所必需的。

　　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

　　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首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先接上阕末句的抒怀咏志，将落笔之处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放眼处，座座高峰，远近错落，尽收眼底。然而，这还不是画面的关键，关键是山峰上飘扬着红军的旗帜。这旗帜高耸在山之峰巅，应和着狂野的西风，舒展飘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在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信仰的追随者同生共死，终于走出重围。而“漫卷”二字则高度凝练地表现出革命的力量依旧强健，依旧潇洒自如，依旧敢于在风口浪尖搏它一搏，这象征着革命的希望之火熊熊燃烧。所以下阕首句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绝非重复。它所表现的情感已较上阕首句更进一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平静和休憩、个人胸怀及智慧，而是革命集体的崇高与可敬及革命信仰的强劲活力。形式上回到了起点，情感上却有了新的格调。

　　下阕末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和上阕末句一样，从眼前的实景宕开，直接表现内心情怀和志向。但在表现的内容上也有了一个推进。上阕末句，是在古今战争之间寻求尚武勇猛之精神，在谈笑、屈指间举重若轻；而下阕末句所表现的情怀意志则似乎已经完成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升华，而有了更为具体的战斗冲动。诗人手持“长缨”，片刻的休息与感慨已经足够，疲乏与困顿已经一扫而空，激情与力量早已恢复。诗人已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吹角连营”，上阵擒龙。“何时”二字更见出诗人此时内心的战斗渴望。

　　这首词景象开阔，意蕴丰富，起承转合，层次分明，在意境和艺术结构上都称得上是一篇佳作。它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广为流传，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广播电台也时常朗诵播放。时至今日，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首作品中体味出当年岁月的艰辛以及领袖人物的宏大气概。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