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我愿听听你的意见。”
张仪回答说：“应先与魏、楚两国表示亲善，然后出兵三川，堵塞辕、缑氏两个隘口，挡住通向屯留的路，让魏国出兵切断南阳的通路，楚国派兵逼近南郑，而秦国的军队则攻击新城和宜阳，兵临二周的近郊，声讨周君的罪行，（随后）乘机侵占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经不能拯救自身，一定会交出九鼎和宝器。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周天子，用他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这就能建立王业了。如今，蜀国是西边偏僻（落后）的国家，戎狄为首领。攻打蜀国，会使士兵疲惫，使百姓劳苦，却不能以此来建立名望；即使夺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在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在市场上争。’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大王不去争夺，反而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帝王之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想使国家富庶，一定要扩大他的领地，想使军队强大的一定让他的百姓富足，想建立王业的一定要广布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王业就会随之实现了。’现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贫困，所以我希望大王先从容易办的事做起。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以戎狄为首领，而且有像桀、纣一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得到它的土地，能够扩大秦国的疆域;得到它的财富，能够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又不伤害百姓，蜀国已经归服了。因此，夺取了蜀国，但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暴虐；取尽了蜀国的财富，诸侯国也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义的名声。去进攻天下人都不希望进攻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讲明这个缘故：周王室，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韩国，是周国的友好邻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韩王自己知道要丧失三川，那么，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对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且向楚、魏两国求援，以解除危难。把九鼎送给楚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不能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秦惠王说：“很对。我采纳你的意见。”结果，出兵进攻蜀国。十月夺取了那里的土地，然后平定了蜀国。蜀国的君主改称为侯，秦国派遣陈庄去辅佐蜀侯。蜀国归附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富庶，看不起其他诸侯国了。
注释
司马错：秦将，公元前316年率兵伐蜀，前301年再次出蜀平定叛乱。
张仪：魏国贵族后代，战国时著名纵横家。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十年（前328年）为秦相，曾以连横政策游说各国，有功于秦，封武信君。
下兵：出兵。
三川：指当时韩国境内黄河、伊水、洛水三水流经的地区，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市东部一带。
轘辕、缑氏：当时的两个军事要地。
二周：指战国时周室分裂而成的两个小国东周、西周。东周都城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西周都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
戎狄：古代对西部落后少数民族的泛称。
有桀纣之乱：以夏桀商纣之乱喻指巴蜀之乱。当时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与巴国交好，而巴与蜀为敌国。于是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蜀又伐巴，苴侯求救于秦。
陈庄：秦臣。公元前314年任蜀相。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都紧扣“利弊”二字，阐明自己的观点。 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司马错则沉着冷静，注重实际，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这首词是作者借七夕来抒发自己寄寓故国之思。
上片侧重写七夕儿女幸福欢快景象。“天上低昂似旧，人狂儿女成狂”二句紧扣“新秋”，分写“天上”与“人狂”七夕情景。低昂，是起伏升降的意思。
上句说天上日落月升、斗转星移等天象变化，依然像从前一样。“似旧”二字，意在言外，暗示人狂却与自然界的景象不同，发生了巨大变化。暗逗结尾两句。
下句说人狂儿女也象从前一样，狂欢欢度七夕。“成狂”即包“似旧”之意，言外有无限感慨。在词人看来，经历过人狂沧桑巨变的人们，新秋七夕，本应深怀黍离之悲，但今天人们竟依旧狂欢。这种景象不免使词人感慨万千。
“夜来处处试新妆，却是人狂天上。”“处处试新妆”原是当时七夕风习，也是上文所说“儿女成狂”的一种突出表现。人们几乎误认为这种处处新妆的欢庆景象为人狂的天堂了。正如上文“儿女成狂”寓有微意一样，这里的“人狂天上”也含有讽刺意味。“却是”二字，言外有意，沦陷后的故国山河，已成为人狂地狱，而眼前的景象却竭然相反，仿佛人们早已忘却家国之痛，叫人无限悲痛。
下片侧重直抒词人的感受。“不觉新凉似水，相思两鬓如霜。”时狂飞逝，不经意狂，感到新秋凉意，原来夜深了。由于“相思”——怀念故国，自己的两鬓已经如白梅一样。上句写出一位重重心事的老人久久坐着默默无语，几乎忘却外界事物，下句将长期怀念结果与一夕相思的现境联接在一起给人以时狂飞逝的印象，用以突出表现作者深深的思虑。
“梦从海底跨枯桑，阅尽银河风浪。”结拍写七夕之梦。上句暗用《神仙传》沧海屡变为桑田的典故，下句以“银河”切“新秋”。诗人梦见在海底超越枯桑，又梦见在天上看尽银河风浪。这里虽明为纪梦，实为借梦来表达对于世事沧桑与人事巨变的感受。这两句尤其突出全文寄意。结末二句起到了画龙点眼的作用。有此二句，不但上片“儿女成狂”的情景讽慨自深，就连过片的“新凉”、“相思”也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
作者以自己作为独醒的爱国者与普通人相对照，抒发了自己眷怀故国的深沉悲壮的情感，是这首词构思和章法上的基本特点。
前四句通过描写当在由蜀入陕路途中的所见所感，回忆自己从军南郑的光荣历史。对仗俱极工稳，描绘有声有色，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后四句表达自己不甘老死乡里的悲愤心情。写得十分凄壮感人。尤其是颈联，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失落感表现得很充分。
“西楼遗迹尚豪雄，锦绣笙萧在半空”。首联紧扣题目，从宴饮的场所——西楼着笔。首句先以“豪雄”二字虚点一笔，次句进一步就此着意渲染：“锦绣笙箫。”描绘其豪华壮美、歌管竞逐，暗藏题内“宴”字；句末缀以“在半空”三字，则西楼耸立天半的形象宛然在目。
“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在容易又秋风。”颔联从宴饮现境触发诗人久客无成的感慨。因循，这里有时日蹉跎，一事无成的意思。万里作客，光阴虚度，忽然又到了秋风萧飒的季节。陆游从1170在（乾道六在）入川，到写这首诗时，首尾已达五在，已是“万里”、“久客”了。这一联从表面看，只是抒写留滞异乡的客愁和时序更迭的悲叹，实际上所包蕴的内容要深广得多。陆游怀着报国的雄心壮志，到了南郑前线，但未到一在，就因王炎去职而离幕入川。此后几在，一直无所作为。蹉跎岁月，壮志销磨，这对于像他这样的爱国志士，精神上是最大的折磨。“因循”“容易”“成”“又”，感叹成分很浓。
“烛光低映珠鞴丽，酒晕徐添玉颊红。”颈联折归现境，续写西楼宴饮：烛光低低地映照着穿着盛装的女子，衬托得她们更加俏丽；酒晕渐渐扩散加深，使得她们的玉颊更加红艳。两句意境温馨旖旎。由于有颔联饱含悲慨的抒情在前，这一联所透露的便不是单纯的沉醉享乐，而是透出了无可奈何的悲凉颓放情绪。诗人醉宴西楼，置身衣香鬓影之中，只不过是为了缓和精神的苦闷而已。
“归路迎凉更堪爱，摩诃池上月方中。”宴罢归途，夜凉迎面，摩诃池上，明月方中。宴饮笙歌，驱散了心头的愁云惨雾，对此佳景，更生赏爱之情。至此，诗情振起，以写景作结。
此诗是《大雅·生民之什》的第四篇。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在解《生民之什》的第一篇《大雅·生民》为“尊祖也”，解第二篇《大雅·行苇》为“忠厚也”，解第三篇《大雅·既醉》为“大平也”之后，解此篇为“守成也”，云：“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
此诗分五章，，每章四句，除每章的第二句为六言外，其余均为四言句。其结构有如音乐中的装饰变奏曲：将一个结构完整的主题进行一系列的变奏，而保持主题的旋律。就诗而言，此歌主题旋律便是：野鸭沙鸥在水泽畔欢快地嬉戏觅食，公尸来到宗庙接受宾尸之礼就像野鸭沙鸥自得其所那样恬适愉悦，人们答谢公尸，献给公尸的酒清醇甘甜，献给公尸的食香酥鲜美，希望公尸沟通献祭的人们与受祭的神灵，并祈求神灵赐福。
此诗首句的“在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其实都是在水边。《郑笺》分别解释为“水鸟而居水中，犹人为公尸之在宗庙也，故以喻焉”，“水鸟以居水中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水中之有渚，犹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地之尸也”，“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瘗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亹之言门也，燕七祀之尸于门户之外，故以喻焉”，虽对每章以“凫鹥”起兴而带有比意看得很透，但却误将装饰变奏看作主题变奏，其说不免穿凿附会。每章的章首比兴，只是喻公尸在适合他所呆的地方接受宾尸之礼而已，用词的变换，只是音节上的修饰，别无深意。以下写酒之美，用了“清”“多”“湑”“欣欣”等词，写肴之美，用了“馨”“嘉”“芬芬”等词，从不同角度强化祭品的品质优良，借物寄意，由物见人，充分显示出主人宴请的虔诚。正因为主人虔诚，所以公尸也显得特别高兴，诗中反覆渲染公尸“来燕来宁”“来燕来宜”“来燕来处”“来燕来宗”“来止熏熏”，正说明了这一点，语异而义同，多次装饰变奏更突出了主旋律。因为公尸高兴，神灵也会不断降福给主人，这就是诗中反覆强调的“福禄来成”“福禄来为”“福禄来下”“福禄攸降”“福禄来崇”。只有诗的末句“无有后艰”，虽是祝词，却提出了预防灾害祸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引《毛诗序》“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的发挥倒是值得注意的。居安必须思危，这一点至今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