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是苏轼题在惠崇所画的《春江晓景》上的。惠崇原画已失，这首诗有的版本题作《春江晓景》，现已无从考证。画以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具体的视觉感受，但它只能表现一个特定的画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首好诗，虽无可视的图像，却能用形象的语言，吸引读者进入一个通过诗人独特构思而形成的美的意境，以弥补某些画面所不能表现的东西。
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海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其二
本组诗中的第二首诗一般鲜为人知，但其创作水平也是很高。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一句大体写惠崇所绘的“飞雁图”，大雁北飞，有几只雁不舍这春天美景，差点脱离了队伍。并且运用拟人的手法，将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比作了“北归人”，使画中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拟人化，给北去大雁赋予了人的情感。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温暖，所以诗人就写下了大雁认为北方很冷，而且远远地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诗人进一步写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呆几日。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惠崇的绘画由“定格”转变成了“录像”，使大雁北飞的情景充满着人的情感，是颇有新意的。
李白的“相思”诗隐约存在着某种界限。艺术的相思，其抒情内核呈叠加状态，由诗人到诗人，由诗到诗，诗味儿渐浓，人生味儿渐淡，甚至可以演化成一种政治相思。古人解之：“此太白被放之后，心不忘君而作。”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赏诗，“美人如花隔云端”中的“美人”就少了太多绰约风姿，一副高高在上的君王面孔令人生畏。还是将之还原为艺术的相思为好，美人是大众的美人，相思是普遍的相思。这类相思诗，用美丽的诗歌语言唤醒了潜藏人们心底的“相思”情怀，又何必追问为谁而写呢？
李白的赠、别、寄、送诗中所出现的大量“相思”，是可以找到表达对象的，在此姑且称为“人生的相思”。这些酬唱赠答类诗歌，世态人情渗透了诗歌，人生是诗歌的内核。诗人的相思对象不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存在，这从诗歌的标题即可看出，透过《别韦少府》，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诗人的真切人生。
前两句诗人用精炼的语言说明了吐蕃借唐朝内乱乘机攻占河湟的历史事实。萧关当时为河湟与内地之间重要军事关塞。萧关一陷，河湟阻绝，诗中用“隔断异乡春”形象地表明河湟与内地音讯不通，处于西地分裂局面的状况。此处，“春”者，非仅言季节或气候，更是指民族习惯，民族情感而言。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诗中有“春色临关尽，黄云出塞多”，是偏重于对边地气候环境的特征来说的。司空图在“春”字之前，冠上“异乡”，再形容为“隔断”，足见其非仅言河湟气候与内地不同，而是欲为读者指出，处于吐蕃统治下的河湟地区，人们已无法感受唐朝教化，况“蕃音虏曲直难分”，汉人也逐渐蕃化，民族感情亦渐消失，十分让人伤痛啊。句中“一自”和“隔断”包含时间的先后，也是事件的因果，暗含了诗人对分裂局面的沉痛心情。
后两句写诗人对汉儿学胡语感到不幸和痛心。“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写出诗人为之痛心，为之落泪的不幸事实。本来，华夷杂居，彼此感化，是很正常的，亦为史书或诗文所常见。“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胡儿向化新长成，犹自千回问汉王”。都反映了彼此和睦相处的情况。然而，这首诗中诗人所悲叹的是，因为长期沦陷，河湟汉儿已是语言改变，民族情感淡薄。诗人对此痛心嫉首，扼腕叹息。南宋陆游《送范舍人归朝》：“东都儿童作胡语，常时思此气生瘿。”写处于金朝统治的开封，汉家儿童的语言变化，与司空图反映的是同一种情况。
这首诗不重叙事，而在抒发感慨，寄寓情怀。四句中，前半偏重虚写，指出河湟失陷局势；后半采用实写，选用一典型事例作结，引出失地所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又是河湟长期失陷的结果，引人深思。诗人很少运用感情色彩浓厚的词汇来表现情感，但从“一自”、“却”等表时间和转折意义的词中，可以使读者体会到诗人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悲慨的诗风，会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全词以丁玲行踪为脉络。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开头两句写丁玲来到保安时，已是初冬的景象。在唐诗中，“孤城”多指边城。而“孤城”与“落日”联系在一起，如“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夔府孤城落日斜”（杜甫），又往往与抒情主人公思乡的情绪相关。然而在这首词中，“孤城”指保安，没有传统的意味。因为保安这座昔日的“孤城”，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进驻了大批人马，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虽然已经是“西风漫卷”——初冬的天气，保安城却一派生机。“壁上红旗飘落照”，首句就给人以红旗飘飘、森严壁垒的感觉。现在，丁玲已经来到革命大家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了，句中隐含欣慰之意。“红旗”在毛泽东笔下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红色政权的象征。“西风”也是毛泽东常用的意象之一，本指秋风，也可以指初冬的风。其他的名句还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忆秦娥·娄山关》）、“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等。古人认为，西方主兵，在五行中对应于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欧阳修《秋声赋》）“西风漫卷孤城”，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还有仗打，这就为以下写丁玲的从军作了铺垫。
传统诗词写法，是“说一说，加画一画”。（流沙河语）前面两句已经画一画，接下来就说一说——“保安人物一时新”，这句话是由丁玲的到来引起的，是说丁玲的到来为保安的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但又不仅仅是说丁玲。自从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的西北竖起了大旗，就不断有人越陌度阡，奔赴延安。所以丁玲的到来，才有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丁玲后来回忆说，那时的感觉完全是被温暖包围着、被幸福浸泡着，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两句写欢迎宴会的情景。据亲历者讲，当天的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窑洞里举行的。作为窑洞是够大了，可是作为会场还是有限的。这两句可以说是质木无文，却也因其朴素，转觉真切，甚至有点幽默。“洞中开宴会”，条件是艰苦的，同志的爱却是真诚的。这使人想起曹操《短歌行》的吟咏：“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词中称丁玲为“出牢人”，当然是实话实说。但至少包含两重意义，一重是丁玲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为革命吃苦了，有表示慰问的意思。另一重是丁玲终于被营救出来，重新获得自由，有表示庆贺的意思。
下阕对丁玲的过去与现在作了高度的评价。“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是对丁玲过去创作成就的高度赞扬。“毛瑟”是指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借用了这句话。“阵图开向陇山东”是指宴会后，丁玲随红军到了陇东前线。“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对丁玲今后选择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赏，言简意赅地表现了丁玲的这种转变。
全诗写得轻松自如，同时又与丁玲的身份很吻合。毛泽东在这首质朴、清新、畅达的诗中为读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体现了毛泽东对丁玲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同时也绝不限于这一位女作家，而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鼓励。